所以，当我的嫂子邀请我去德文郡的托尔奎城时，我喜出望外，恨不得马上跑到她身边。面对那里的群山、海岸、铺满鲜花的草地、松林的绿荫和两个不知疲倦的小家伙，我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然而，有时我仍然愁绪满怀：为什么我的双眼被美景陶醉，心灵被喜悦充盈，闲暇的时光承载着无拘无束的欢乐，穿越了无垠的蓝色天空，而我却没有一丝诗歌创作的灵感呢？因而有一天，我带着纸、笔和雨伞，走到海边的峭壁，去实现我作为诗人的使命。毫无疑问，我选的地点美得令人窒息，不需要我写出韵律或者发挥想象力。一块平整的岩石伸向海面，似乎从远古时代，它就对海洋无比向往，蔚蓝色的海面泛起白色的浪花，拍岸声像一首摇篮曲，让天空在深情的歌谣中微笑着入睡。身后有矗立的松林，散发出阵阵清香，宛如林中仙女慵懒地解开衣襟，露出身体。我坐在岩石筑成的宝座上，写了一首叫《沉船》的诗。要是当时我把它沉入海底，还能抚今追昔，相信那是一首好诗，然而我留下了它，像一个证人住在我的心里，即便把它从我出版的集子中赶出去，一张法庭送来的传票，又能把它召唤回来。
有职责的信使是不会偷懒的，一封来信把我召回了伦敦。这一次，我住到了司各特博士家里。一天傍晚，我拎着箱子、背着包袱出现在博士家门口，家里住着白发苍苍的博士、太太和他们的大女儿。两个小女儿害怕有来自印度的陌生人闯入她们的生活，搬到亲戚家住了。我猜等她们发现我不是一个危险人物后，会搬回家住的。
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就变得如同这个家庭中的一员。司各特夫人待我如同自己的儿子，而我从她的女儿们那里得到了真心诚意的关怀，即便是自己的亲戚也难得如此。
没多久，我就成了他们家的一分子，这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无论在哪儿，人的天性都是一样的。我们总爱说，而且我也这样认为，一个印度妻子对丈夫的奉献精神，是欧洲的妻子们所不具备的。但是在理想的印度妻子和司各特太太身上，我没有发现有什么差别。司各特太太全心全意地服侍丈夫，夫妇俩收入微薄，请不起太多的用人，由太太亲自打理丈夫的一切琐事。每晚丈夫下班回家前，她都会把扶手椅和羊毛拖鞋摆在壁炉旁边。司各特先生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对哪些举动满意，她都了如指掌。每天清早，她要和家里唯一雇的女佣一起收拾房屋，从阁楼到厨房，从楼梯上的铜条到门把手及家具，都要擦拭得一尘不染、锃明瓦亮。除了家务事，还有许多日常事务。忙碌的一天结束后，她会兴致勃勃地加入我们，读书、听音乐，因为闲暇时刻的消遣娱乐，也是主妇的职责所在。
有些晚上，我会加入女孩们的桌灵转降神会。大家一起把手指按在茶几上，茶几就会在屋子里来回疯转，渐渐地，凡是被我们的手指按到的东西，都开始摇晃。司各特太太对这种游戏不大喜欢，有时她会板着脸、摇着头，觉得我们的做法有欠妥当。但她从没阻止这种小孩子喜欢的恶作剧，免得扫了我们的兴。可是有一天，当我们的魔爪伸向司各特先生的高顶礼帽，想让帽子也转起来时，她实在是难以忍受，气冲冲地跑过来，喝止了我们。她无法想象撒旦跟她丈夫的帽子产生任何关联，即便只是一小会儿工夫。
从她的一言一行，足见她对丈夫无比敬重。她乐于奉献，奉献让她的脸上始终带着甜蜜和柔情。我终于理解了，女性之爱的最高境界是虔诚，要是不受外来因素的阻挠，这种爱会自然而然抵达虔诚的彼岸，但如果耽于享乐与奢华，毫无节制地消磨光阴，这种爱就会转为丑陋，女人的天性再也得不到圆满的愉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