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作用波及全欧洲，在德国所造成的危害，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严重。在德国，由席勒在他名剧《海盗》中概括的那个时期，偷盗和抢劫的行为充当起抗议的角色。反对财产和劳动，并且吸收某些最简单的、似是而非的思想，用这些表面正确实则荒谬的思想包装起来，几乎不露痕迹，取一个抽象的名称，进入理论范畴。以这种方式在厚道的劳苦大众之中广为流传，甚至瞒过不慎配制这种混合剂的化学家，甚至瞒过接受这种东西的民众。这种情况每次发生都很严重，苦难孕育愤怒。富贵阶级盲目乐观，高枕无忧，总之闭上眼睛，而穷苦阶级却接触在角落里梦想的忧伤或险恶的意识，点燃仇恨的火把，开始审视社会。仇恨一开始审视，那确实可怕！
如果时逢多事之秋，就要发生从前所谓的雅克团那样的大动乱，比起这种大动乱，纯政治性的动**不过是儿戏，那已不是受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斗争，而是困穷反对殷富的暴动。那样就会同归于尽。
雅克团是民众的大地震。
将近十八世纪末年，这种危险在欧洲也许迫在眉睫，却被法国革命这一惊天动地的义举阻断了。
法国革命无非是用利剑武装起来的理想，它挺立猛然一击，既关闭了恶门又打开了善门。
法国革命排除了问题，宣布了真理，驱散了疫气，净化了世纪，给人民加冕了。
可以说，法国革命再次创造了人类，赋予人类以第二颗灵魂，即人权。
十九世纪继承并利用其成果，到了今天，我们刚才指出的那种社会灾难，根本不会发生了。只有瞎子才会惊呼大难临头！只有傻子才会惶惶不可终日！革命是预防雅克团的疫苗。
幸而爆发这场革命，社会状况才有所改观。我们的血液里清除了封建君主制的病毒，我们的肌体也排掉了中世纪。当今时代，再也不会天下汹汹，麋沸蚁动了，再也听不到脚下滚滚的暗流，再也见不到文明表层突起鼹鼠地道的踪迹，再也见不到地面龟裂、岩穴顶端洞开，突然探出妖魔鬼怪的脑袋。
革命观就是一种道德观。人权感一经发扬，就能发扬义务感。全民的法律，就是自由，根据罗伯斯庇尔令人叹服的定义：自由止于他人自由的起始。自从一七八九年以来，全体人民以崇高化的个体成长壮大。穷人无不因为有了人权而有了理智。快要饿死的人也怀有对法兰西的忠诚。公民的尊严是内心的盔甲。谁有自由，谁就审慎。谁有选举权，谁就是统治者。由此而产生拒腐蚀性，因此而窒息利欲贪心，面对**，人的眼睛就要英勇地垂下去。革命的净化作用成效极佳，例如七月十四日，例如八月十日，一朝解放，就再也没有贱民了。陡然感悟而变得伟大的群众，第一声呼喊就是：处死盗贼！进步是体面者，理想和绝对真理不容鸡鸣狗盗的勾当。一八四八年，运载土伊勒里宫财宝的那些货车，是由什么人押送的呢？是由圣安托万城郊区那些捡破烂儿的人押送的。破烂儿给财宝当警卫。那些衣衫褴褛的人，有了品德就焕发光彩。货车上的箱子有些没有关严，有的甚至半敞着口。在许多金光耀眼的珠宝匣中间，有那顶古老的法兰西王冠，王冠镶满钻石，额头那颗代表王权和摄政的红宝石价值三千万。他们赤着脚，守卫着那顶王冠。
可见，再也不会有雅克团了。我为那些机灵人深表遗憾。往昔的恐惧也就是最后一次起点作用，此后就退出政治舞台了。吓人的红发鬼的大弹簧断了。现在已经众所周知，吓人的玩意儿再也吓唬不了人了。鸟同稻草人已经混熟，稻草人上的鸟粪生了虫子，市民都当作笑谈。
[1] 原文为黑话，雨果有注释，现将雨果原注的译文移入正文。
[2] 相当于“巴黎公墓侯爵”。庞丹为巴黎公墓。
[3] 雷斯蒂夫·德·拉勃列东（1734—1806）：法国作家，著有《尼古拉先生》和《狡诈的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