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文若是得出结论，认为卞福汝主教是个“有哲学头脑的主教”，或者是个“爱国的神父”，那就很可能错了。他同那个国民公会代表的会面，甚至可以说是结合，给他留下一种诧异，使他变得更加和善。仅此而已。
卞福汝主教绝不是个搞政治的人，尽管如此，在这里也许应当简短地指出，在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假如他想过采取一种态度，那么究竟是什么态度？
不妨回顾一下几年前的情况：
米里哀先生就任主教不久，就和另外几个主教同时被皇帝封为男爵。众所周知，教皇是在一八○九年七月五日至六日被拘捕的，为此拿破仑召开了法兰西和意大利主教联席会议，让米里哀先生参加了。联席会议于一八一一年六月十五日在巴黎圣母院召开，首次会议由斐许红衣主教主持，包括米里哀先生在内共有九十五位主教出席。不过，他只参加一次大会和三四次专题讨论会。他是山区的一位主教，过惯了简陋贫苦的生活，十分接近大自然，因此到了那些达官贵人中间，似乎带去了改变会议气氛的见解。他很快返回迪涅。有人问他为何来去匆匆，他回答说：“我妨碍他们。外面的空气是我带给他们的。我对他们就像一扇敞开的门。”
另外一次他说道：“有什么办法？那些大人全是王公贵戚，而我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农村主教。”
他确实讨人厌，说话做事很怪。有一天晚上，在一个地位很高的同事的府上，他居然脱口讲出这样的话：“这样漂亮的座钟！这样华丽的地毯！这样漂亮的号服！这些东西一定烦人。我可不愿意让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终日冲我耳边嚷：有人在挨饿！有人在受冻！还有穷人！还有穷人！”
顺便说一句，仇视豪华的物品并不见得明智。这种仇视隐含对艺术的敌意。不过，对神职人员而言，除了显示身份和举行仪式之外，就不应该讲排场，那种习惯会暴露行善济贫未免徒有虚名。身为教士而养尊处优，就是倒行逆施。教士应当靠近穷人。要劳作就必然沾些尘土，而一个人日夜接触种种苦难、种种不幸、种种贫困，自身怎么可能毫无圣洁的清寒之色呢？能够想象一个人站在火堆旁边而不感到热吗？能够想象一个工人终日在冶炉旁干活，连一根头发也没有烧焦，连一个指甲也没有熏黑，脸上没有流下一滴汗，没有沾上一点炉灰吗？教士，尤其是主教，他的慈悲心怀的首要证据，就是清苦的生活。
自不待言，迪涅主教先生就是这样考虑的。
同样，我们也应当相信，在某些敏感点上，他不会附和那种所谓的“时代思潮”。他不大参与当时的神学争论，在牵涉教会和国家的问题上，他也讳莫如深。不过，有人若是真的打破砂锅问到底，就会看得出他倾向于罗马教派，而不大推崇法国教派 [1] 。我们描写一个人而又不想隐讳，就不能不补充一句，他对逐渐失势的拿破仑的态度极为冷淡。从一八一三年开始，凡有抗议政府的行动，他不是参加就是赞成。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卷土重来，经过本地区时，他也拒不迎驾。在“百日政变”[2] 期间，他还拒不指示本教区为皇帝做弥撒。
除了妹妹巴蒂丝汀小姐之外，他还有两个亲兄弟：一个是将军，另一个任过省督。他时常给他们写信。有一段时间，他对头一个兄弟口气严厉，因为在戛纳登陆那时候，那个当将军的兄弟在普罗旺斯地区是一方指挥官，率领一千两百名士卒追击皇帝，就好像有意放行。而当过省督的兄弟为人忠厚本分，回到巴黎在珠宝匣街隐居，他给这个兄弟写信的语气就亲热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