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三司使韩绛言：“害农之弊，无甚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产，次则州役，亦须重费。夫田产，人恃以为生，今竭力营为，稍致丰足，而役已及之，欲望农人之加多，旷土之加挌，岂可得乎？向闻京东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云：‘吾当求死，使汝曹免冻馁也。’遂自经死。又闻江南有嫁其祖母及与母析居以避役者，此大逆，人理所不忍闻。又有鬻田产於官户者，田归不役之家，而役并增於本等户。其馀戕贼农民，未易遽数，欲望以所陈，下哀痛之诏，令中外臣庶悉具差役利害以闻，委侍从台省集议，考验古制，裁定其当，使力役无篇重之害，则农民知为生之利，有乐业之心矣！”役法之议始於此。《纪事本末》卷七十。《续宋编年资治通鉴》：韩绛言京东民有父子二丁将为衙前役云云同。又云司马光亦言：自罢里正，置乡户衙前，而民户愈困，重至於破家。愿询谋以及天下，使民休息。遂诏逐路条具差条利害。案：再诏条具利害在七月戊寅，可考。又案《传家集》载治平四年九月所上《论衙前劄子》云：臣伏见近者陛下特下诏书，以州郡差役之烦，使民无敢力田积穀，求致厚产，至有遗亲背义，自求安全者，令中外臣庶条陈利害，委官详定以闻。此诚尧、舜之用心，生民之盛福也。臣窃见顷岁国家以民间苦里正之役，废罢里正，置乡户衙前。又以诸乡贫富不同，东乡上户家业千贯，亦为里正；西乡上户家业百贯，亦为里正，应副重难，劳逸不均，乃令立定衙前人数，每遇有阙，於一县诸乡选物力最高者一户补充。行之到今，已愈十年，民间贫困，愈甚於旧。议者以为一州一县利害各殊，今一立法，未能尽善。又里正止管催税，人所愿为。衙前所管官物，乃有破坏家产者。然则民之所苦，在於衙前，不在里正。今废里正而存衙前，是废其所乐而存其所苦也。又曏者每乡止有里正一人，借使有上等十户，一户应役，则九户休息，可以晏然无事，专意营生。其所以劳逸不均，盖由衙前一差遣，不以家业所直为准。若使直千贯者应副十分重难，直百贯者应副一分重难，则自然均平。今乃将一县诸乡混同为一，选物力最高者差充衙前，如此则有物力人户常充正役，自非家业沦落，则永无休息之期矣。有司但知选差富户，为抑彊扶弱，宽假贫民。殊不知富者既尽，赋役不归於贫者，将安适矣。借使今日家产直十万者充衙前，数年之后，十万者尽，则九万者必当之矣。九万者尽，则八万者必当之矣。自非磨灭消耗，至於穷困而为盗贼，无所止矣！故置乡户衙前以来，民益困乏而不敢营生，富者反不如贫，贫者不敢求富。日削月朘，有减无增，以此为富民之术，不亦疏乎！臣尝行於村落，见农民生具之微而问其故，皆言：“不敢为也。今欲多种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粮，藏十匹之绵，邻里已目为富室，指抉以为衙前矣！况敢益田畴、葺庐舍乎？”臣闻其言惄焉伤心，安有圣帝在上，四方无事，而立法使民不敢为久生之计乎？凡为国者，患在见目前之利，不思永久之害。故初置乡户衙前之时，人未见其患，及今然后知之。若因循不改，日益久则患益深矣！臣愚欲望圣慈特降指挥下诸路州县，相度上件里正衙前与乡户衙前，各具利害闻奏，随其所便，别立条法，务令百姓敢营生计，则家给人足，庶可望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