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悲伤别离，
也随着死生，
只是他们却识不透这感人的永别，
永远的感人。
不用希望人家了！
生死的路，
已在各人前边。
飞向光明，
尽由着你！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撒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
本是别离的，
以后更会永别！
生死参透了，
努力为生，
还要努力为死，
便永别了又算什么？
青史留名
黄爱，湖南常德人，湖南工人运动领袖。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曾与周恩来一同战斗。1920年经李大钊介绍去上海《新青年》杂志社工作，得以阅读大量革命文章，决心从事工人运动，并得到陈独秀的赞许。1920年结识毛泽东、何叔衡等，并与老战友庞人铨等，发起组织湖南劳工会。1922年湖南第一纱厂工人发动大罢工，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民国政府派军警包围劳工会，将黄爱、庞人铨逮捕。同年黄爱被杀，时年25岁。
周恩来写这首诗的时候，是24岁。作为一个青年共产主义者，他“参透”了也就是认清了生与死的关系，为了“共产花开”，“赤色的旗儿飞扬”，他鄙视“苟且的生”，宁愿“壮烈的死”。这种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不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吗？
死，对于一个贪生怕死的人来说，是一个无比可怕的绝望的深渊。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正如歌剧《洪湖赤卫队》中韩英在敌人牢狱中所唱的，“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本书第一章中所举的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的诗和陈然烈士在敌人法庭上写的《我的“自白书”》，也都说明了我们的烈士既没有在死亡面前发抖，也没有为自己的青春叹息。
相反地，“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这是何等伟大的英雄气概！人终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革命而死，为共产主义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在革命战斗中，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人站起来。雷锋牺牲了，还有千百万活着的“雷锋”仍奋战在各个工作岗位上。
有些人总把生与死作为幸福与痛苦的不可逾越的疆界，把死当作是最大的不幸与痛苦。其实，生与死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幸福与痛苦的根本问题。
南宋文学家文天祥曾说，“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夏完淳言：“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大道本无生，视身若敝屣。但为气所激，缘悟天人理。恶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神游天地间，可以无愧矣！”
青史留名
夏完淳，明末诗人、抗清英雄。其父夏允彝为江南名士。他的老师陈子龙是抗清将领。夏完淳自幼聪慧，“五岁知五经，七岁能诗文”，14岁从军征战抗清。弘光元年其父江南领兵激战，战败自杀殉国后，夏完淳和陈子龙继续抗清，兵败被俘，不屈而死，年仅17岁。
我国古代许多英雄志士为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犹能“视身若敝屣”，把身陷鼎镬看得甘之如饴，在我们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时候，怎能认为“人牺牲了还谈得上什么幸福”呢？
我们要懂得这样一个道理：一个真正的奋斗者不是为个人吃饭活着，除了物质生活和肉体生命以外，还有伟大的精神生活。
离开人的伟大精神生活来谈幸福，就永远不会懂得幸福，也永远得不到幸福。精神生活低下的人，即使物质生活再好，也不过是一个渺小的人，真正是痛苦与可悲的人。马克思曾说：“英雄的死亡与太阳的西落相似，而不像青蛙鼓胀了肚皮因而破裂致死那样。”
我们活着，不应眼睛盯着几个钱和混个肚儿圆，而应该为一个伟大的理想活着。我们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很宝贵，我们也很爱我们的青春，我们要把自己的生命和青春献给真理和理想，决不在浑浑噩噩的生活中浪费一点一滴。
只有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青春和人类伟大的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短促的生命与青春才能变得伟大而有意义。
让我们来读读高尔基不朽的名著《海燕之歌》：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