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等诗篇，殆可指为中国最初之史。《玄鸟》、《生民》等，述商周开国之迹，半杂神话；《殷武》、《六月》等，铺叙武功，人地粲然；观其诗之内容，而时代之先后，亦略可推也。此等史诗，所述之事既饶兴趣，文章复极优美。一般人民咸爱而诵之，则相与讴思其先烈而笃念其邦家，而所谓“民族心”者，遂于兹播殖焉。史之最大作用，盖已见端矣。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二百年前，可云如此）。其原因何在，吾未能断言。然史官建置之早，与职责之崇，或亦其一因也。泰西史官之建置沿革，吾未深考；中国则起源确甚古，其在邃古，如黄帝之史仓颉、沮诵等，虽不必深信；然最迟至殷时必已有史官，则吾侪从现存金文甲文诸遗迹中可以证明。吾侪又据《尚书》、《国语》、《左传》诸书所称述，确知周代史职，已有分科，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名目。又知不惟王朝有史官，乃至诸侯之国及卿大夫之家，莫不皆有。（殷周史官人名见于古书者，如夏太史终古，殷内史向挚，见《吕览·先识》。周史佚，见《周书·世俘》，《左僖十五》，《周语上》。史扃，见《文选注》引《六韬》。太史辛甲，见《左襄四》、《晋语》、《韩非》、《说林》。太史周任，见《论语》、《左隐六》。左史戎夫，见《周书·史记》。史角，见《吕览·当染》。史伯见《郑语》。内史过，见《左庄三十二，周语上》。内史叔兴，见《左僖十六，二十八》、《周语上》。内史叔服，见《左文元》。太史儋，见《史记·老子传》。史大，见《庄子·则阳》。右吾杂举所记忆者如此，尚未备也。）又知古代史官，实为一社会之最高学府，其职不徒在作史而已，乃兼为王侯公卿之高等顾问，每遇疑难，咨以决焉。（右所举史官诸名，大半皆应当时公卿之顾问，而古书述其语者。皆有御史，见《史记·廉兰传》。薛有传史，见《史记·孟尝传》。其人名可考者，如号有史嚚，见《晋语二》。晋有史赵、董狐，见《左襄三十》。楚有倚相，见《左昭十二》。有史皇，见《左定四》。赵有史墨，见《左昭二十九》。右亦杂举所记，恐尚有遗漏。）所以者何？盖人类本有恋旧之通性，而中国人尤甚；故设专司以记录旧闻，认为国家重要政务之一。既职在记述，则凡有关于人事之簿籍，皆归其保存，故史官渐成为智识之中枢。（卫宏《汉仪注》云：“汉法，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其言信否，虽未敢断；然古制恐是如此，盖史官为保管文籍一重要机关也。）又古代官人以世，其累代袭此业者，渐形成国中之学问阶级。例如周任、史佚之徒，几于吐辞为经；先秦第一哲学家老子，其职即周之守藏史也。汉魏以降，世官之制虽革，而史官之华贵不替。所谓“文学侍从之臣”，历代皆妙选人才以充其职。每当易姓之后，修前代之史，则更网罗一时学者，不遗余力，故得人往往称盛焉。三千年来史乘，常以此等史官之著述为中心。虽不无流弊（说详下），然以专才任专职，习惯上法律上皆认为一种重要事业。故我国史形式上之完备，他国殆莫与京也。
古代史官所作史，盖为文句极简之编年体。晋代从汲冢所得之《竹书纪年》，经学者考定为战国时魏史官所记者，即其代表。惜原书今复散佚，不能全睹其真面目。惟孔子所修《春秋》，体裁似悉依鲁史官之旧。吾侪得藉此以窥见古代所谓正史者，其内容为何如。《春秋》第一年云：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嗄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