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次，吾前言人类活动相而注重其情态。夫摹体尚易，描态实难。态也者，从时间方面论，则过而不留；后刹那之态方呈，前刹那之态已失。从空间方面论，则凡人作一态，实其全身心理生理的各部分协同动作之结果，且又与环境为缘；若仅为局部的观察，睹其一而遗其他，则真态终末由见试任取一人而描其一日之态，犹觉甚难。而况史也者，积千万年间千千万万生死相续之人，欲观其继续不断之全体协同动作，兹事抑谈何容易。史迹既非可由暝想虚构，则不能不取资于旧史；然旧史所能为吾资者，乃如儿童用残之旧课本，原文本已编辑不精，讹夺满纸；而复东缺一叶，西缺数行，油污墨渍，存字无几。又如电影破片，若干段已完全失却，前后不相衔接；其存者亦罅漏模糊，不甚可辨。昔顾炎武论春秋战国两时代风尚之剧变，而深致叹息于中间百三十三年史文之阙佚。（《日知录》卷十三）夫史文阙佚，虽仅此百三十三年，而史迹之湮亡，则其数量云胡可算。盖一切史迹，大半藉旧史而获传；然旧史著作之目的，与吾侪今日所需求者多不相应；吾侪所认为极可宝贵之史料，其为旧史所摈弃而遂湮没以终古者，实不知凡几。吾侪今日，乃如欲研究一燹馀之芜城废殿，从瓦烁堆中搜集断椽破甓，东拼西补，以推测其本来规制之为何若；此种事业，备极艰辛，犹且仅一部分有成功希望，一部分或竟无成功希望。又不惟残缺之部分为然耳；即向来公认为完全美备之史料，——例如正史——试以科学的眼光严密审查，则其中误者伪者又不知凡几。吾侪今日对于此等史迹，殆有一大部分须为之重新估价；而不然者，则吾史乃立于虚幻的基础之上，而一切研索推论，皆为枉费。此种事业，其艰辛亦与前等，而所得或且更微末。以上两种劳作，一曰搜补的劳作，二曰考证的劳作，皆可谓极不经济的——劳多而获少的。虽然，当知近百年来欧洲史学所以革新，纯由此等劳作导其先路。吾国史苟不经过此一番爬剔洗炼，则完善之作，终不可期。今宜专有人焉胼手胝足，以耕以畲，以待后人之获。一部分人出莫大之劳费以为代价，然后他部分人之劳费乃可以永节省，此吾侪今日应有之觉悟也。此两种劳作之下手方法，皆于第五章专论之，今不先赘。
复次，古代著述，大率短句单辞，不相联属。恰如下等动物，寸寸断之，各自成体。此固由当时文字传写困难，不得不然；抑亦思想简单，未加组织之明证也。此例求诸古籍中，如《老子》，如《论语》，如《易传》，如《墨经》，莫不皆然。其在史部，则《春秋》、《世本》、《竹书纪年》，皆其类也。厥后《左传》、《史记》等书，常有长篇记载，篇中首尾完具，视昔大进矣。然而以全书论，仍不过百数十篇之文章汇成一帙而已。《汉书》以下各史，踵效《史记》；《汉纪》、《通鉴》等踵效《左传》；或以一人为起讫，或以一事为起讫。要之不免将史迹纵切横断。《纪事本末》体稍矫此弊；然亦仅以一事为起讫，事与事之间不生联络；且社会活动状态，原不仅在区区数件大事，纪事纵极精善，犹是得肉遗血，得骨遗髓也。吾不尝言历史为过去人类活动之再现耶？夫活动而过去，则动物久已消灭。曷为能使之再现，非极巧妙之技术不为功也。故真史当如电影片，其本质为无数单片，人物逼真，配景完整；而复前张后张紧密衔接，成为一轴；然后射以电光，显其活态。夫舍单张外固无轴也；然轴之为物，却自成一有组织的个体，而单张不过为其成分。若任意抽取数片，全没却其相互之动相，木然只影，黏著布端，观者将却走矣。惟史亦然，人类活动状态，其性质为整个的，为成套的，为有生命的，为有机能的，为有方向的，故事实之叙录与考证，不过以树史之躯干，而非能尽史之神理。善为史者之驭事实也：横的方面最注意于其背景与其交光，然后甲事实与乙事实之关系明，而整个的不至变为碎件。纵的方面最注意于其来因与其去果，然后前事实与后事实之关系明，而成套的不至变为断幅。是故不能仅以叙述毕乃事。必也有说明焉；有推论焉。所叙事项虽千差万别，而各有其凑笱之处；书虽累百万言，而筋摇脉注，如一结构精悍之短札也。夫如是，庶可以语于今日之史矣。而惜久求诸我国旧史界，竟不可得；即欧美近代著作之林，亦不数数觏也。
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治专门史者，不惟须有史学的素养，更须有各该专门学的素养。此种事业，与其责望诸史学家，毋宁责望诸各该专门学者。而凡治各专门学之人，亦须有两种觉悟；其一，当思人类无论何种文明，皆须求根柢于历史。治一学而不深观其历史演进之迹，是全然蔑视时间关系，而兹学系统，终末由明瞭。其二，当知今日中国学界，已陷于“历史饥饿”之状况，吾侪不容不亟图救济。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分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功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决非一般史学家所能办到，而必有待于各学之专门家分担责任。此吾对于专门史前途之希望也。专门史多数成立，则普遍史较易致力，斯固然矣。虽然，普遍史并非由专门史丛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夫然后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见，而整个的文化，始得而理会也。是故此种事业，又当与各种专门学异其范围，而由史学专门家任之。昔自刘知几以迄万斯同，皆极言众手修史之弊，郑樵章学诚尤矢志向上，以“成一家之言”为鹄，是皆然矣。虽然，生今日极复杂之社会，而欲恃一手一足之烈，供给国人以历史的全部知识，虽才什左马，识伯郑章，而其事终不可以致。然则当如之何？曰，惟有联合国中有史学兴味之学者，各因其性之所嗜与力之所及，为部分的精密研究。而悬一公趋之目的与公用之研究方法，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如是，则数年之后，吾侪之理想的新史，或可望出现。善乎黄宗羲之言曰：“此非末学一人之事也。”（《明儒学案发凡》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