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述采取资料，专以《论语》为标准，《左传》、《孟子》有关于孔子的话也相当的择用。这种态度大体很对。但一方面嫌他的范围太窄，一方面又嫌太宽了。怎么说他太窄呢？因为《论语》以记言为主，很少记事，就是《乡党》篇多记了点事，也只是日常行事，不是一生经过。像崔述那样，专靠《论语》，不采他书，实在太缺乏资料了。这种地方，本来也很困难，放宽点范围便会闯乱子，所以崔述宁可缩小范围。譬如《论语》以外，两部《礼记》也记了孔子许多事，到底哪一种可采，哪一种不可采，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崔述既然以《论语》做标准，看见和《论语》相同或不背谬的便采用，否则完全不要。这样，不免有些真事没有采用。又如《孟子》那部书关于孔子的话是否可以和《论话》一样看待，还是问题。孔子死后百余年而孟子生，又数十年而荀子生。论理，孟子、荀子，同是当时大师，同是孔子后学，二人相隔年代并不远，所说的话应该同样的看待。崔述看重《孟子》，看轻《荀子》，《洙泗考信录》取《孟》而弃《荀》，未免主观太重罢。即使以《论语》为标准，也应该同等的看待《论语》以外的书如《孟子》、《荀子》、《礼记》等，才不致有范围太狭窄的毛病。
为什么说崔述采取资料的范围太宽呢？譬如他以《论语》为主，而《论语》本身便已有许多地方不可轻信。他自己亦说过《论语》后五篇很靠不住。但是他对于五篇以外诸篇和《左传》、《孟子》等书常常用自己的意见采取，凡说孔子好的都不放弃，也未免有危险。固然有许多故意诬蔑孔子的话应该排斥，但也有许多故意恭维孔子夸张孔子的话，常常因为投合大家的心理而被相信是千真万确，这种，我们应该很郑重的别择。若有了一种成见，以为孔子一定是如此的人，决不致那样，某书说他那样，所以某书不足信，这就范围太宽的毛病。
现在举三个例，证明有许多资料不可靠。譬如《论语》说：“公山不狃以费叛，召，子欲往。子路不说，……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从前都很相信孔子真有这回事。其实公山不狃，不过一个县令，他所以反叛，正因孔子要打倒军阀。孔子那时正做司寇，立刻派兵平贼，那里会丢了现任司法总长不做，去跟县令造反，还说甚么“吾其为东周？”又如《论语·阳货篇》说“佛肸召，子欲往。……”佛肸以中牟叛赵襄子是孔子死后五年的事，孔子如何能够欲往？又如《论语·季氏篇》说“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子路问于孔子。……”子路做季氏宰是孔子做司寇时事，冉有做季氏宰是孔子晚年自卫返鲁时事，如何会同时仕于季氏？这三例都是崔述考出来的。可见我们别择资料应该极端慎重，与其丰富，不如简洁。
但是别择以后，真的要了，伪的如何处置呢？难道只图传文的干净，不要的便丢开不管吗？如果丢开不管，最少有二种恶果：一、可以使贪多务博的人又捡起我们不要的资料当作宝贝；二、可以使相传的神话渐渐湮没，因而缺少一种可以考见当时社会心理或状态的资料。所以我以为作完《孔子传》以后，应当另作《附录》。《附录》也不是全收被屏的资料，只把神话分成若干类，每类各举若干例，列个目录，推究他的来历。这样，一面可以使一般人知道那些材料不可靠，一面又可以推测造神话者的心理，追寻当时社会的心理。
许多神话的一种是战国政客造的。那些纵横游说之士全为自己个人权力地位着想，朝秦暮楚，无所不至。孟子时代已有那种风气，后来更甚。他们因为自己的行为不足以见信于世，想借一个古人做挡箭牌，所以造出些和他们行为相同的故事来。如《汉书·儒林传》说“孔子奸七十余君。”《论语》说“公山不狃召”、“佛肸召”都是这类。这对于孔子的人格和几千年的人心都很有关系。从来替孔子辩护的人枉费了不少的心思，勉强去解释；攻击孔子的人集矢到这点，说孔子很卑鄙；其实哪里有这回事呢？完全是纵横家弄的把戏。
孔子神话的另一种是法家造出来的。法家刻薄寡恩，闭塞民智，因恐有人反对，所以造出孔子杀少正卯一类的故事来。《孔子世家》说：“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孔子家语》说，少正卯的罪名是“心逆而险，行僻而坚，亡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饬。”其实孔子摄相是夹谷会齐时做定公的宾相，并不是后人所谓宰相，并没有杀大夫的权限。况且孔子杀少正卯的罪名，和太公杀华士，子产杀史何，完全一样：这种故事，不是法家拿来做挡箭牌，预备别人攻击他们刻薄时，说一声“太公子产孔子都已如此”，还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