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书，在《七略》和《汉书·艺文志》，并未独立成一门类，不过《六艺略》中《春秋》家附属之一。《隋书·经籍志》依魏苟勖《新簿》之例，分书籍为经、史、子、集四部，史占四分之一，著作的书有八百六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卷，比较《汉志》大大的不同，可见从东汉到唐初，这门学问已很发达了。
这还不过依目录家言，实则中国书籍，十之七八，可以归在史部。分部的标准，各目录不概同，《隋志》的四部和《四库全书》的四部，名同而实异，范围很不一致。单就史部本身的范围而论，可大可小；若通盘考察，严格而论，经、子、集三部，最少有一半可编入史部或和史部有密切的关系。
如经部诸书，王阳明、章实斋都主张《六经》皆史之说，经部简直消灭了。宽一点，《易经》、《诗经》，可以不算史；《尚书》、《春秋》，当然属史部；礼讲典章制度风俗，依《隋志》的分法，应归入史部：《尚书》、《春秋》、《礼》既已入史部，三传二记也跟了去，经部剩的还有多少？
子部，本来就分得很勉强。《七略》、《汉志》以思想家自成家之言的归子部，分九流十家，比较还算分得好。但那些子书和史部可很有关系。如《管子》和《晏子春秋》、《韩非子》讲的史事极多，几乎成为史部著作。汉后思想家很少，综核名实，配不上称子而入史部的最少有一半；那些子书所以存在，全因他记载了史事。即如《史记》记载史事，司马迁当初称他《太史公书》，自以为成一家之言，若依规例，自然应归子部。可见子部、史部本来难分，前人强分只是随意所欲，并没有严格的分野。
集部，《汉志·诗赋略》所载诸书，纯是文学的。后来的集，章实斋以为即是子因其同是表示一人的思想。如《朱子全集》、《王阳明全集》虽没有子的名称，但已包举本人全部思想，又并不含文学的性质，为什么又入集部，不入子部呢？如《杜甫集》、《李白集》纯是文学的，犹可说。若《朱子集》、《阳明集》以及《陆象山集》、《戴东原集》，绝对不含文学的性质的，拿来比附《汉志》的《诗赋略》，简直一点理由也没有，我们是绝对不认可的。集部之所以宝贵，只是因为他包含史料，如记载某事、某人、某地、某学派、集部里实在有三分之二带史部性质。就是纯文学的作品包含史料也不必少，如《杜甫集》，向来称做诗史。凡研究唐玄宗、代宗、肃宗诸朝的情形的，无不以《杜甫集》做参考。这还可说特别一点，其余无论那一部集，或看字句，或看题目，可以宝贵的史料仍旧到处都是。不必远征，前年我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在各家文集诗句里得了多少史料，诸君当能知道。以此言之，纯文学的作品也和史部有关。
所以中国传下来的书籍，若问哪部分多，还是史部。中国和外国不同。外国史书固不少，但与全部书籍比较，不如中国。中国至少占十之七八。外国不过三分之一。自然科学书，外国多，中国少。纯文学书，外国也多，中国也少。哲学宗教的书，外国更多，中国更少。
此何以故？中国全个国民性，对于过去的事情，看得重。这是好是坏，另一问题。但中国人“回头看”的性质很强。当以过去经验做个人行为的标准，这是无疑的。所以史部的书特别多。
中国史书既然这么多，几千年的成绩，应该有专史去叙述。它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也没有人打算做，真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名达案：民国十四年九月，名达初到清华研究院受业于先生，即有著《中国史学史》之志，曾向先生陈述；至今二年，积稿颇富，惟一时尚不欲草率成书耳）。
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
最先要叙史官。史官在外国并不是没有，但不很看重；中国则设置得很早，看待得很尊。依神话说，黄帝时，造文字的仓颉，就是史官，这且不管；至迟到周初，便已看重史官的地位。据金文（钟鼎文）的记载，天子赐钟鼎给公卿诸侯，往往派史官做代表，去行给奖礼。周公时代的史佚见于钟鼎文就不下数十次，可见他的地位很高。他一人如此，可见他那时和他以前，史官已不是轻微的官了。殷墟甲骨文，时代在史佚之前，已有许多史官名字，可知殷代初有文字，已有史官，《尚书》的《王命》、《顾命》两篇，有史官的事实，这是见于书籍的纪元。《左传》记载晋董狐、齐北史氏的直笔，称道史官的遗烈，可见在孔子以前，列国都有史官，不独天子。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其实一也。”墨子说曾见百国《春秋》。《左传》记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得《鲁易象》与《春秋》，可见春秋战国时代，列国都有《春秋》一体的史书，而且都是史官记的，所以后来司马迁叫他“诸侯史记”。晋太康三年，汲郡发掘晋襄王冢，得到的许多书中，有一部似《春秋》，记载黄帝以来的事实，自晋未列为诸侯以前，以周纪年，自魏未为诸侯以前，以晋纪年，自魏为诸侯以迄襄王，以魏纪年，而且称襄王为今王。这部书，当时人叫他《竹书纪年》，后来佚了，现在通行的是假书，王静安先生所辑的略为可靠。据《晋书》所载《竹书纪年》的体裁，《竹书纪年》当然是魏史官所记，和鲁史记的《春秋》一例。其余各国史官所记，给秦火焚毁了，想来大概都是《竹书纪年》一体，而且各国都有史官职掌这事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竹书纪年》的记载从黄帝尧舜一直到战国，虽未必全真，由后人追述的也有，但亦必有所本，不能凭空杜撰。其中所载和儒家传说矛盾的，如启杀伯益、伊尹杀太甲，夏年多于殷，亦必别有所本。他又并不瞎造谣言，有许多记载已给甲骨文钟鼎文证明是事实。这可见魏史官以前有晋史官，晋史官以前有周史官，周史官以前有殷史官，……一代根据一代，所以才能把远古史事留传下来。虽然所记不必全真全精，即此粗忽的记载，在未能证明其为全伪以前，可以断定中国史官的设置是很早很早的。最低限度，周初是确无可疑的已有史官了。稍为放松一点，夏商就有，亦可以说。中国史学之所以发达，史官设置之早是一个主要原因。
其次，史官地位的尊严，也是一个主要原因。现在人喜欢讲司法独立，从前人喜欢讲史官独立。《左传》里有好几处，记载史官独立的实迹。如晋董狐在晋灵公被杀以后，书“赵盾弑君”，赵盾不服，跟他辩，他说，你逃不出境，入不讨贼，君不是你弑的是谁？赵盾心虚，只好让他记在史册。又如崔杼杀齐庄公，北史氏要书“崔杼弑君”，崔杼把他杀了，他的二弟又要书，崔杼把他的二弟杀了，他的三弟不怕死，又跑去要书，崔杼气短，不敢再杀，只好让他。同时，南史氏听见崔杼杀了几个史官，赶紧跑去要书，看见北史氏的三弟已经成功了，才回去。这种史官是何等精神！不怕你奸臣炙手可热，他单要捋虎须。这自然是国家法律尊重史官独立，或社会意识维持史官尊严，所以好的政治家不愿侵犯，坏的政治家不敢侵犯，侵犯也侵犯不了。这种好制度不知从何时起，但从《春秋》以后，一般人暗中都很尊重这无形的纪律，历代史官都主张直笔，史书作成也不让皇帝看。固然，什么制度，行与不行，都存乎其人，况且史官独立半是无形的法典？譬如从前的御史，本来也是独立，但是每到末世就变皇帝大臣的走狗。又如民国国会的猪仔，只晓得要钱，哪懂得维持立法独立！就是司法独立也不过名义上的，实际上还不是给军阀阔人支配？但是只要-有这种史官独立的精神，遇有好史官便可以行其志，别人把他没有法子，差不多的史官也不局限性恣意曲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