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有好几部创作：（1）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记》，好不好，另一问题；但在史家的发达变迁上，不能不推为一个复古的创作者。他在隋唐、五代空气沉闷以后，能够有自觉心，能够自成一家之言，不惟想作司马迁，而且要作孔子，这种精神是很可嘉尚的。他在《新五代史记》以外，还和宋祁同修了《唐书》。《唐书》的《志》这部分是他作的，很好，只有《明史》的《志》可和他相比。表这部分，如《宰相世系表》也算创作。所以，欧阳修所著的书，不管他好不好，而他本人总不失为“发愤为雄”的史家。（2）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价值不在《史记》之下。他的贡献，全在体裁的创作。自荀悦作《汉纪》以后，袁宏作《后汉纪》，干宝作《晋纪》，都是断代的编年体。到《资治通鉴》才通各代成一史，由许多史家分担一部，由司马光综合起来。简繁得宜，很有分寸；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先头作了《长编》，比定本多好几倍；后来又另作《考异》，说明去取的来由；作《目录》，提挈全书的纲领：体例极完备，《考异》的体例尤其可贵。我们学古人著书，应学他的方法，不应学他的结果。固然考异的方法，司马光也运用得不曾圆满，我们还可纠正；但不相干，只要他能够创作这种方法，就已有莫大的功劳。自有此法以后，一部史书著成，读者能知道他去取的原因，根据的所在。所以司马光在史学的地位，和司马迁差不多相等。（3）司马光附属的第二流史家是朱子，朱子就《资治通鉴》，编成《通鉴纲目》，虽没有做好，自不失为小小的创作。他改直叙的编年体为和《春秋》、《左氏传》一样的纲目体，高一格为纲，低一格为目。其注重点在纲，借纲的书法来发挥他的政治理想，寓褒贬之意。他最得意的地方，如三国的正统改魏为蜀等，其实没有多大关系；其好处在创造纲目体，使读者一看纲就明白一个史事的大概。这种体裁还可运用到编年以外的体裁，纪传可用，书志也可用。如后来钱子文《补汉兵志》，钱德洪作《王阳明年谱》，就用这体。这体的好处，文章干净，叙述自由，看读方便。但创造这体的人是谁。还有问题。《元经》若是王通或阮逸所作，则这体是他们所创，但不可靠。无论如何，用纲目体来作史，自朱子起，则可无疑，所以朱子可称史家。（4）朱子前一点，最伟大的是郑樵。他以为历史如一个河流，我们若想抽刀断水，是不可能的，所以以一姓兴亡为史的起迄，是最不好的。因此，创作一部《通志》，上自极古，下至唐初。这种工作梁武帝和他的臣子也曾做过，《隋志》载他们作的《通史》有四百八十卷，可惜不传，不知其内容怎样。郑樵在史学界，理论上很有成绩，实际上的工作如作《通志》可谓大失败。《通志》的运气好，至今仍保存。后来史学家批评他，纪传一大堆尽可焚毁，因为全抄各史，毫无新例，只有《二十略》可看。他所以不致失传，也许因为有《二十略》的成功。《二十略》贯通各史书志，扩充文物范围，发明新颖方法，在史学界很占着地位，足令郑樵不朽。（5）此外为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这书就《资治通鉴》的史事，摘要归类，各标一题，自为起迄。论他纪事，大小轻重，颇觉不伦；论他体例，在纪传编年之外，以事的集团为本位，开了新史的路径，总不愧为新史的开山。（6）还有苏辙、吕祖谦一派的史论家，对于史事下批评。此种史论，《隋志》已载有《三国志评论》等书，惜已失传，不知其是评史事是评史书。从前纪传体每篇末尾必有几句短评，但没有专门评论的。宋朝有许多专门作史评家的，在史学界有相当的地位。（7）还有罗泌做《路史》；叙先秦以前，选择资料最不精严，但用的方法很多，有许多前人所不注意的史迹他也注意到，在史学界也有点价值。（8）吴缜作《新唐书纠缪》、《新五代史记纠缪》，虽专用以攻击欧阳修，但间接促起史家对于史事要审查真伪的注意，开后来考证史事一派，关系比前二种重要得多。人们只说宋朝理学发达，不知史学也很发达。
一到元明，简直没有史家，史官修的《宋史》、《元史》都很糟。中间只有金遗民元好问专门收罗文献，以史为业，可谓有志之士。明朝有许多野史，却没有一个真的著作家。清朝的史学，各种都勃兴，但大体的趋向和从前不同，留在第四部分讲近代史学界趋势时讲。史家的叙述就此停止。
第三部分讲史学之成立及其发展。凡一种学问，要成为科学的，总要先有相当的发展，然后归纳所研究的成绩才成专门。先头是很自由的发展，茫无条理；后来把过去的成绩整理，建设科学：没有一种科学不是如此成立的。所以一个民族研究某种学问的人多，那种学问成立也更早；若研究的人少，发达也更迟。自成为科学以后，又发现许多原则，则该科学更格外发展。先有经验，才可发现原则；有了原则，学问越加进步。无论哪门学问，其发达程序皆如此。史学在中国发达得最厉害，所以成立得也最早，这也是和各科学发达程序相同。
又从旁一方面看。凡一种学问，当其未成立为科学以前，范围一定很广，和旁的学问分不清：初成科学时，一定想兼并旁的学问。因为学问总是有相互的关系，无论何学皆不能单独成立，所以四方八面都收纳起来。后来旁的学问也渐渐成为科学，各有领土，分野愈分愈细。结果，要想做好一种学问，与其采帝国主义，不如用门罗主义：把旁的部分委给旁的学问，缩小领土，在小范围内，尽力量，越窄越深。全世界学问进化分化的原则如此。中国人喜欢笼统的整个的研究，科学的分类很少。这也不能说不好，不见得要分才是好。现在德国人做学问，分得很细；英国人则带海洋性，什么都含混点：两方面各有好坏。但为研究学问的便利起见，分得精细也有好处。因为要想科学格外发展，还是范围缩小，格外经济。中国史学成立以后的最大趋势就如此。最初很宽，以后愈趋愈细。从前广大的分野，只能认为有关系的部分；把范围缩小，到自己所研究那一点。
中国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有关系的有三个人：一、刘知几；二、郑樵；三、章学诚。此外很多史家，如上文所讲在史学方面，零零碎碎，都讲了些原理原则，把史学的范围意义及方法，都各各论定了。但在许多人里边，要找出几个代表时代特色而且催促史学变化与发展的人，就只有这三个。他们都各有专著讨论史学。刘知几有《史通》；郑樵有《通志总序》及《二十略序》；章学诚有《文史通义》及《湖北通志》、《永清志》、《毫州志》、《和州志》各序例。此三人要把史学成为科学，那些著作有很多重要见解。我们要研究中国史学的发展和成立，不能不研究此三人。此三人的见解，无论谁都值得我们专门研究。现在只能简单的讲些他们的特点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