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方法也有缺点，就是恐怕有时找不出代表来：第一，上古的文化几乎没有人可以做代表的，因为都是许多人慢慢的开发出来。虽然古史留下不少的神话人物如黄帝、尧、舜、大禹、伊尹等，但都是口说中堆垛出来的，实在并不能代表一部分文化。所以我们要想在上古找几个人代表某种文化是绝对不可能的。第二，中古以后，常有种种文化是多数人的共业，多数人中没有一个领袖。譬如《诗经》是周朝许多无名氏的作品，在文化史上极有价值，但我们找不出一个可以做代表的人来。若因孔子曾删《诗》就举他做代表，未免太鲁莽。又如《淮南子》是道家思想的结晶，在秦汉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但我们也找不出一个人做代表。若说是刘安编辑的书就举他做代表，也未免不明事理。所以我们对于这种许多人的共业真是不易叙述。
上段讲的缺点，第一种竟不能用人物传，只好参用文物的专史，作一篇《上古的文化》，叙述各种文化的最初状况。第二种却可用纪传史中《儒林传》、《文苑传》、《党锢传》的体裁，把许多人平等的叙述在一篇合传；如《诗经》不知作者姓名，则可分成若干类，既叫他“某类的作者”，合起多类便可成一传，便可包括此种文化。
我很希望作中国史的人有这种工作——以一百人代表全部文化，以专传体改造《通志》。试试看，一定有很大的趣味，而且给读者以最清楚的知识。这种做法并也没有多大奥妙，只把各部文化都分别归到百人身上，以一人做一代的中心，同时同类的事情和前后有关的事情都摆在一传内，一传常可包括数百年，我们即使不去改造《通志》，单作一部《百杰传》，也未尝不可。
说起这种体裁的好处，最少也有二种：第一，譬如哲学书或哲学史，不是专家看来，必难发生趣味。假使不作哲学史而作哲学家传，把深奥的道理杂在平常的事实中，读者一定不觉困难而且发生趣味。因为可以同时知道那时的许多事情，和这种哲学怎样的来历，发生怎样的结果，自然能够感觉哲学和人事的关系，增加不少的常识。哲学如此，旁的方面无不如此。专门人物普通化，专门知识普通化，可以唤起多数读者研究学问的精神，注重历史的观念。
第二，事业都是人做出来的。所以历史上有许多事体，用年代或地方或性质支配，都有讲不通的：若集中到一二人身上，用一条线贯串很散漫的事迹，读者一定容易理会。譬如鲜卑到中原的种种事实，编年体的《资治通鉴》不能使我们明了，《纪事本末》把整个的事团分成数部，也很难提挈鲜卑人全部的趋势。假使我们拿鲜卑人到中原以后发达到最高时的人物做代表如魏孝文帝替他做一篇传；凡是鲜卑民族最初的状况，侵入中国的经过，渐渐同化的趋势，孝文帝同化政策的厉行，以及最后的结果，都一齐收罗在内，就叫做《魏孝文帝传》；那么，读者若还不能得极明了的观念，我便不相信了。
我相信，用这种新的专传体裁作一百篇传，尽能包括中国全部文化的历史。现在姑且把值得我们替他作传的人开个目录出来，依文化的性质分为三部。但凭一时思想所及，自然不免有遗漏或不妥的地方，待将来修补罢！
（一）思想家及其他学术家
（1）先秦时代：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
为什么没有老子呢！因为老子带神话性太浓，司马迁已经没有法子同他作详确的传，我们还能够么？《老子》这部书在思想史上固然有相当位置，但不知是谁作的，我们只好摆在《庄子传》里附讲，因为他的思想和庄子相近。这种确是一个方法：书虽重要而未知作者，只好把他的思想归纳到同派之人身上，才不会遗漏。
（2）汉代：董仲舒、司马迁、王充。
西汉的《淮南子》虽是道家最重要的书，但非一人的作品，不能作专传，或者可以另作《道家合传》，或者可以附这种思想在《庄子传》后。
（3）三国、两晋、南北朝、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