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关于搜集资料比其他专史困难得多。其他专史虽然也不单靠现存的资料，但其基本资料聚在一起，比较的易得。如作一人的专传或年谱，其人的文集是基本资料，再搜集其他著作，大段资料可以得着；和他有关系的人的著作，范围相当的确定。无论其人方面如何多，如何复杂，作专史或年谱都可以开出资料单子，很少遗漏。至于事的专史，在公文上、传记上、文集上，资料的范围也比较的有一定。文物专史则不然，搜集资料，再困难没有了。若是历代书志有专篇，或《九通》中有此一门，前人做过许多工夫的，比较的还有相当的资料，但仍旧不够。即如经济之部，各史食货志及《九通》关于食货一门，固然可以得若干基本资料，但总不满足，非另求不可。书志及《九通》有了尚感困难，若没有又如何？如书法，绘画，在史书中，毫无现存的资料。现在讲画史的，虽有几本书，而遗漏太多。作这类专史，资料散漫极了。有许多书，看去似没有关系，但仔细搜求，可以得许多资料。如讲经济状况，与诗歌自然相隔很远，其实则不然。一部诗集，单看题目，就可以得许多史料。诗是高尚的，经济是龌龊的，龌龊状况可在高尚中求之，有许多状况，正史中没有而诗集中往往很多。作经济史，不一定要好诗集。诗虽作得不好，而题目、诗句、夹注，往往有好料。诗与经济相隔这么远，尚有这么多史料；所以作文物专史，无论什么地方都有好资料。不过也不是凡有资料都可以用，须要披沙拣金，所以不能心急，真要成功，要费一世工夫。出版的早晚，没有关系。预备尽生平的心力，见到资料便抄下来，勤笔勉思总有成功的一日。我很糟，在**看书，看见了可用的资料，折上书角，不能写下来，另日著书要用这种曾经看到的资料，大索天下，终不可得。所以此类工作，须要非常勤勉，不嫌麻烦。记下一点资料，固然没有用处；记得多了以后，从里边可以研究出多少道理来。顾亭林作《日知录》，旁人问他近来作了几卷，他说别来数年不过得了十余条，抄别人的书如收罗破铜烂铁，自然容易，我是精思谨取，如上山开矿，所以很难。顾氏作《日知录》的方法，起初看见一条，札记了若干年后，陆续札记了许多相类的资料，加以思想，组织为一条。我们作文物专史，非如此耐烦不可。乡先辈陈兰甫先生死了以后，遗稿流传出来，一张一张的纸片，异常之多，都是在什么书看见了两句，记出来以后，又加上简短的按语。新近广东有人搜得了六千多片，都一般大小，实则他一生的纸片，不知有好几百万张。我正打算设法找来，整理一下，可以看出他治学的方法。我们认真想做好的著述，尤其是关于文学专史方面的，非做此种工夫不可。有如蜜蜂采花，慢慢的制成极精的蜜糖，才是有价值的著作。文物专史之所以难作，这是一点。
中间还有鉴别史料的工作，前回讲过，近来史学界都趋重这一点，带了点取巧的性质。我们所希望的，不在考订真伪，考不出来也没有关系。如明建文帝到底是烧死的还是逃去做和尚的，又如清世祖是病死的还是跑到五台山做和尚的，他的董妃是否董小宛，我们固然欢迎有人做这种工作，但不希望有天才的人都到这面用工夫，把旁的方面放松了。以后的史家，关于搜集方面，要比鉴别方面多下工夫才好。我从前作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对于鉴别史料，说的很多，许于近求学风有影响。此是近代学风可喜之中稍微一点不满意的所在。其余如钩沉、辑佚一类的工作也要做。但不要把没有真伪问题的现存的史料丢开不管。文物专史也是一样，而且特别的易犯这种毛病。其所以难作，这是二点。
关于文物专史的作法各门不同。其公共原则有多少，很难说，然也有几点很主要的可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