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乎此三异点，始可以语于史界之因果矣。
史界因果之劈头一大问题，则英雄造时势耶？时势造英雄耶？换言之，则所谓“历史为少数伟大人物之产儿“英雄传即历史”者，其说然耶否耶？罗素曾言：“一部世界史，试将其中十余人抽出，恐局面或将全变”。此论吾侪不能不认为确含一部分真理。试思中国全部历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汉武帝，……其局面当何如？佛学界失一道安，失一智，失一玄奘，失一慧能；宋明思想界失一朱熹，失一陆九渊，失一王守仁；清代思想界失一顾炎武，失一戴震，其局面又当何如？其他政治界，文学界，艺术界，盖莫不有然。此等人得名之日“历史的人格者”。何以谓之“历史的人格者”？则以当时此地所演生之一群史实。此等人实为主动——最少亦一部分的主动——而其人面影之扩大，几于掩覆其社会也。
文化愈低度，则“历史的人格者”之位置，愈为少数所垄断；愈进化则其数量愈扩大。其在古代，政治之汙隆，系于一帝王，教学之兴废，系于一宗师，则常以一人为“历史的人格者”。及其渐进，而重心移于少数阶级或宗派，则常以若干人之首领为“历史的人格者”。及其益进，而重心益扩于社会之各方面，则常以大规模的团体之组织分子为“历史的人格者”。例如波斯、马基顿、罗马帝国、阿剌伯诸史之全舞台，几为各该时代二三英雄所独占；十九世纪欧洲诸国之历史，常以贵族或中等阶级各派之十数首领为主体，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此其显证也。由此言之，历史的大势，可谓为由首出的“人格者”以递趋于群众的“人格者”，愈演进愈成为“凡庸化”，而英雄之权威愈减杀。故“历史即英雄传”之观念，愈古代则愈适用，愈近代则愈不适用也。
虽然，有两义当注意焉：（其一）所谓“首出的人格者”，表面上虽若一切史迹纯为彼一人或数人活动之结果；然不能谓无多数人的意识在其背后。实则此一人或数人之个性，渐次浸入或镌入于全社会而易其形与质社会多数人或为积极的同感，或为消极的盲从，而个人之特性，浸假遂变为当时此地之民众特性——亦得名之日集团性或时代性，非有集团性或时代性之根柢而能表现出一史迹，未之前闻。例如二千年来之中国，最少可谓为有一部分属于孔子个性之集团化。而战国之政治界，可谓为商鞅个性之时代化；晚明之思想界可谓为王守仁个性之时代化也。如是，故谓“首出的人格者”能离群众而存在，殆不可。（其二）所谓“群众的人格者”，论理上固为群中各分子各自个性发展之结果，固宜各自以平等的方式表显其个性。然实际上其所表显者，已另为一之集团性或时代性，而与各自之个性非同物且尤必有所谓“领袖”者以指导其趋向执行其意思，然后此群众人格乃得实现。例如吾侪既承认彼信奉共产主义之人人为一个合成的“人格者”，则同时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之个人与此“人格者”之关系，又不能不承认列宁之个人与此“人格者”之关系。如是，故谓“群众的人格者”，能离首出者而存在，殆亦不可。
吾曷为向研究历史之人哓哓陈此义耶？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史家最要之职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观其若何而蕴积，若何而发动，若何而变化，而更精察夫个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能致力于此，则史的因果之秘密藏，其可以略睹矣。
欧美自近世以来，民众意识亢进，故社会心理之表现于史者甚鲜明，而史家之觑出之也较易。虽然，亦由彼中史学革新之结果，治史者能专注重此点，其间接促起民众意识之自觉力，抑非细也。中国过去之史，无论政治界思想界，皆为独裁式，所谓积极的民众意识者甚缺乏，无庸讳言。治史者常以少数大人物为全史骨干，亦属不得已之事。但有一义须常目在之者：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大人物之言动，非以其个人的资格而有价值，乃以其为一阶级或一党派一民族之一员的资格而有价值耳。
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例如曾国藩确能深入咸同间士大夫社会之阃奥，而最适于与此辈心理起感应作用；袁世凯确能深入清季官僚武人社会之阃奥，而最适于与彼辈心理起感应作用。而其效果收获之丰啬，一方面视各该社会凭藉之根柢何如，一方面又视所谓大人物者心理亢进之程度何如。据事实所昭示，则曾国藩之收获，乃远不逮袁世凯。袁世凯能于革命之后，将其所属之腐恶垂死的旧社会，扩大之几于掩覆全国；曾国藩事业之范围愈大，而其所属之贤士大夫的社会，其领土乃反日蹙也。此其故，固由近六十年间之中国，其环境宜于养育袁世凯的社会，不宜于养育曾国藩的社会，两者所凭藉之势，优劣悬殊；然而袁世凯执著力之强，始终以一贯精神，绝无反顾，效死以扶植其所属之恶社会，此种积极的心理，殆非曾国藩所能及也。然则岂惟如罗素言：“将历史上若干人物抽出，则局面将大变”而已，此若干人者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恐不惟独裁式的社会为然，即德谟克拉西式的社会亦未始不然也。
社会倘永为一种势力——一种心理之所支配，则将成为静的，僵的，而无复历史之可言。然而社会断非尔尔。（其一）由人类心理之本身，有突变的可能性心理之发动，极自由不可方物。无论若何固定之社会，殊不能预料或制限其中之任何时任何人忽然起一奇异之感想；此感想一度爆发，视其人心力之强度如何，可以蔓延及于全社会。（其二）由于环境之本质为蕃变的，而人类不能不求与之顺应，无论若何固定之社会，其内界之物质的基件，终不能不有所蜕变；变焉而影响遂必波及于心理。即内界不变，或所变甚微，不足以生影响；然而外来之浸迫或突袭，亦时所难免，有之，而内部之反应作用，遂不得不起。凡史迹所以日孳而日新，皆此之由。而社会组成分子较复杂，及传统的权威较脆弱者，则其突变的可能性较大；其社会内部物质的供给较艰啬，且与他社会接触之机缘较多者，则其环境之变迁较剧且繁，过去之中国史，不能如西洋史之原层叠，波澜壮阔，其所积者不同，其所受者亦不同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