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事实之原因结果，为史家诸种职责中之最重要者近世治斯学之人，多能言之；虽然，兹事未易言也。宇宙之因果律，往往为复的而非单的，为曲的而非直的，为隔的伏的而非连的显的，故得其真也甚难。自然界之现象且有然，而历史现象其尤甚也。严格论之，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竞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则？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日不可能；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将反失历史之真相，故日有害也。然则吾侪竞不谈因果可乎？曰，断断不可。不谈因果，则无量数繁赜变幻之史迹，不能寻．出一系统，而整理之术穷；不谈因果，则无以为鉴往知来之资，而史学之目的消灭故吾侪常须以炯眼观察因果关系；但其所适用之因果律，与自然科学之因果律不能同视耳。
请言自然科学与历史之别：
其一，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自然科学，常在必然的法则支配之下，缫演再缫演；同样条件，必产同样结果：且其性质皆属于可以远元。其研究对象之原子分子或生殖质，皆属完成的决定的。历史不然：如吾前文所屡言，天下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凡史迹皆庄子所谓“新发于硎”，未有缫演乎其旧者也。不惟极活跃之西洋史，节节翻新；即极凝滞之中国史，前后亦未尝相袭。不宁惟是，每一段史迹，殆皆在前进之半途中作若行若止之态，常将其未竞之绪之一部分贻诸方来。欲求如自然科学之截然表示一已完成之定形定态以供人研究者，殆不可得。故自然科学可以有万人公认之纯客观的因果律，而历史盖难言之矣。
其二，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普遍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个性的——自然科学的事项，如二加二必为四，氢氧二合必为水。数学上无不同质之“二”；化学上无不同质之“氢”与“氧”。故二加二之法则，得应用于一切之四；氢氧二合之法则，得应用于一切之水。历史不然：历史由人类所造。人类只有一个孔子，更无第二个孔子；只有一个基督，更无第二个基督。拿破仑虽极力摹仿该撒，然拿破仑自是拿破仑，不是该撒；吾侪不妨以明太祖比汉高祖，然不能谓吾知汉祖，同时即已知明祖。盖历史纯为个性发挥之制造品，而个性直可谓之无一从同又不惟个人为然耳。历史上只有一个文艺复兴时代，更无绝对与彼相同之第二个时代；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华民族，更无绝对与我相同之第二个民族。凡成为历史事实之一单位者，无一不各有其个别之特性。此种个性，不惟数量上复杂不可偻指，且性质上亦幻变不可方物。而最奇异者，则合无量数互相矛盾的个性，互相分歧或反对的愿望与努力，而在若有意若无意之间，乃各率其职以共赴一鹄，以组成此极广大极复杂极致密之“史纲”，人类之不可思议，莫过是矣。史家之职责，则在此种极散漫极复杂的个性中，而觑见其实体，描出其总相，然后因果之推验乃可得施。此其所以为难也。
其三，自然科学的事项，为超时间空间的；历史事项反是，恒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二加二为四，氢氧二合为水，亿万年前如是，亿万年后亦有然，中国如是，他国他洲有然，乃至他星球亦有然。历史反是：某时代关系极重要之事项，移诸他时代或成为绝无意义；不宁惟是，同一事件，早一年发生与迟一年发生，乃至早一日一刻发生与迟一日一刻发生，其价值可以相去悬绝。空间方面亦复如是，甲处所发生事件，假令以同型的——其无绝对同型的不俟论——移诸乙处，其所取得历史上之意义与价值，迥乎不相侔。质而言之，史迹之为物，必与“当时”“此地”之两观念相结合，然后有评价之可言。故史学推论的方式，比诸自然科学，益复杂而难理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