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有书中某事项，常人共指斥以证其书之伪，吾侪反因此以证其书之真者。例如前所述《竹书纪年》中“启杀益，太甲杀伊尹”两事，后人因习闻《孟子》、《史记》之说，骤睹此则大骇。殊不思孟子不过与魏安厘王时史官同时，而孟子不在史职，闻见本不逮史官之确。司马迁又不及见秦所焚之诸侯史记，其记述不过踵孟子而已；何足据以难《竹书》？而论者或因此疑《竹书》之全伪；殊不知凡作伪者必投合时代心理，经汉魏儒者鼓吹以后，伯益伊尹辈早已如神圣不可侵犯，安有晋时作伪书之人乃肯立此等异说以资人集矢者？实则以情理论，伯益伊尹既非超人的异类，逼位谋篡，何足为奇？启及太甲为自卫计而杀之，亦意中事。故吾侪宁认《竹书》所记为较合于古代社会状况。《竹书》既有此等记载，适足证其不伪；而今本《竹书》削去之，则反足证其伪也。又如孟子因武成“血流漂杵”之文，乃叹“尽信书不如无书”，谓“以至仁伐至不仁”，不应如此。推孟子之意，则《逸周书》中《克殷》、《世俘》诸篇，益为伪作无疑。其实孟子理想中的“仁义之师”，本为历史上不能发生之事实。而《逸周书》叙周武王残暴之状，或反为真相。吾侪所以信《逸周书》之不伪，乃正以此也。
（六）无极强之反证足以判定某书为伪者，吾侪只得暂认为真。例如《山海经》、《穆天子传》，以吾前所举十二例绳之，无一适用者。故其书虽诡异，不宜凭武断以吐弃之。或反为极可宝之史料，亦未可知也。
以上论鉴别伪书之方法竟，次当论鉴别伪事之方法。
伪事与伪书异，伪书中有真事，真书中有伪事也。事之伪者与误者又异，误者无意失误，伪者有意虚构也，今请举伪事之种类：
（一）其史迹本为作伪的性质，史家明知其伪而因仍以书之者。如汉魏六朝篡禅之际种种作态，即其例也。史家记载，或仍其伪相，如陈寿；或揭其真相，如范晔。试列数则资比较：
（《魏志·武帝纪》）
（《后汉书·献帝纪》）
天子以公领冀州牧
曹操自领冀州牧
汉罢三公官置丞相以公为丞相
曹操自为丞相
天子使郗虑策命公为魏公加九锡
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使张音奉玺绶禅位 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
此等伪迹昭彰，虽仍之不甚足以误人；但以云史德终不宜尔耳。
（二）有虚构伪事而自著书以实之者。此类事在史中殊不多觏。其最著之一例，则隋末有妄人曰王通者，自比孔子，而将一时将相若贺若弼李密房玄龄魏征李勣等，皆攀认为其门弟子，乃自作或假手于其子弟以作所谓《文中子》者，历叙通与诸人问答语，一若实有其事。此种病狂之人，妖诬之书，实人类所罕见。而千年来所谓“河汾道统”者，竟深入大多数俗儒脑中，变为真史迹矣。呜呼读者当知，古今妄人非仅一王通，世所传墓志家传行状之属，汗牛充栋，其有以异于《文中子》者，恐不过程度问题耳。
（三）有事迹纯属虚构，然已公然取得“第一等史料”之资格，几令后人无从反证者。例如前清洪杨之役，有所谓贼中谋主洪大全者，据云当发难时，被广西疆吏擒杀。然吾侪乃甚疑此人为子虚乌有，恐是当时疆吏冒功，影射洪秀全之名以捏造耳。虽然，既已形诸章奏，登诸实录，吾侪欲求一完而强之反证，乃极不易得。兹事在今日，不已俨然成为史实耶？窃计史迹中类此者亦殊不少。治史者谓宜常以老吏断狱之态临之，对于所受理之案牍，断不能率尔轻信。若不能得确证以释所疑，宁付诸盖阙而已。
（四）有事虽非伪，而言之过当者。子贡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庄子云：“两善必多溢美之言，两恶必多溢恶之言。”王充云：“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是故无论何部分之史，恐“真迹放大”之弊，皆所不免。《论衡》中《语增》、《儒增》、《艺增》诸篇所举诸事，皆其例也。况著书者无论若何纯洁，终不免有主观的感情夹杂其间。例如王闽运之《湘军志》，在理宜认为第一等史料者也。试读郭嵩焘之《湘军志’曾军篇》书后，则知其不实之处甚多。又如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
（五）史文什九皆经后代编史者之润色，故往往多事后增饰之语。例如《左传》庄二十二年记陈敬仲卜辞，所谓“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等语。苟非田氏篡齐后所记，天下恐无此确中之预言。襄二十九年记吴季札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苟非三家分晋后所记，恐亦无此确中之预言也。乃至如诸葛亮之《隆中对》，于后来三国鼎足之局若操券以待。虽日远识之人，鉴往知来，非事理所不可能；然如此铢黍不忒，实足深怪。试思当时备亮两人对谈，谁则知者？除非是两人中之一人有笔记；不然，则两人中一人事后与人谈及，世．乃得知耳。事后之言，本质已不能无变；而再加以修史者之文饰。故吾侪对于彼所记，非“打折头”不可也。
（六）有本意并不在述史，不过借古人以寄其理想：故书中所记，乃著者理想中人物之言论行事，并非历史上人物之言论行事。此种手段，先秦诸子多用之，一时成为风气。《孟子》言“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此语最得真相。先秦诸手，盖最喜以今人而为古人之言者也。前文述晁错引“神农之教”，非神农之教，殆许行之徒之教也。岂惟许行？诸子皆然。彼“言必称尧舜”之孟子，吾侪正可反唇以稽之曰，有为尧舜之言者孟轲也。此外如墨家之于大禹，道家阴阳家之于黄帝，兵家之于太公，法家之于管仲，莫不皆然。愈推重其人，则愈举己所怀抱之理想以推奉之，而其人之真面目乃愈淆乱，《韩非子》云：“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谁将使定儒墨之诚乎？”是故吾侪对于古代史料，一方面患其太少，一方面又患其太多。贪多而失真，不如安少而阙疑也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