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史之开拓，不外人类自改变其环境质言之，则心对于物之征服也。心之征服的可能性有极限耶？物之被征服的可能性有极限耶？通无穷的宇宙为一历史，则此极限可谓之无。若立于“当时”“此地”的观点上，则两者俱有极限明矣。在双极限之内，则以心的奋进程度与物的障碍程度强弱比较，判历史前途之歧向。例如今日中国政治，若从障碍力方面欲至于恢复帝制，此其不可能者也；若从奋进力方面欲立变为美国的德谟克拉西，亦其不可能者也。障碍力方面之极限，则可以使惰气日积，举国呻吟憔悴，历百数十年，甚者招外人之监督统治。奋进力方面之极限，则可以使社会少数优秀者觉醒，克服袁世凯之游魂，在“半保育的”政策之下，历若干年，成立多数政治。史家对于将来之豫测，可以在此两可能性之大极限中，推论其果报之极限。而予国民以一种暗示，唤醒其意识而使知所择，则良史之责也。
第八，观察所缘——有可能性谓之因，使此可能性触发者谓之缘。以世界大战之一史团而论：军国主义之猖獗，商场竞争之酷剧，外交上同盟协商之对抗……等等，皆使大战有可能性，所谓因也；奥储被刺，破坏比利时中立，潜艇无制限战略……等等，能使此可能性爆发或扩大，所谓缘也。以辛亥革命之一史团而论：国人种族观念之郁积，晚清政治之腐恶及威信之失坠，新思潮之输入……等等，皆使革命有可能性，所谓因也。铁路国有政策之高压，瑞澄之逃遁，袁世凯之起用，能使此可能性爆发或扩大，所谓缘也。因为史家所能测知者，缘为史家所不能测知者。治史者万不容误缘为因，然无缘则史迹不能现，故以观所缘终焉。
因果之义，晰言之当云因缘果报。一史迹之因缘果报，恒复杂幻变至不可思议。非深察而密勘之，则推论鲜有不谬误者。今试取义和团事件为例，供研究者参考焉。
义和团事件之起，根于历史上遗传之两种心理：其一，则排外的心理。此种心理，出于国民之自大性及自卫性，原属人类所同然。惟中国则已成为畸形的发达，千年以来科举策论家之尊王攘夷论，纯然为虚的，非逻辑的。故无意识且不彻底的排外，形成国民性之一部。其二，则迷信的心理。因科学思想缺乏之故，种种迷信，支配民心之势力甚大；而野心家常利用之以倡乱。自汉末之五斗米道，以迄明清。问白莲教匪等，其根株蟠积于愚民社会间者甚厚，乘间辄发。此两种心理，实使义和团有随时爆发的可能性。此“因”之在心的方面者也。
虽有此两种心理，其性质完全为潜伏的；苟环境不宜于彼之发育，彼亦终无由自遂。然而清季之环境，实有以滋酿之。其一，则外力之压迫自鸦片战争以后，觏闵既多，受侮不少。其中天主教会在内地专横，尤予一般人民以莫大之积愤。其二，则政纲之废弛自洪杨构乱以后，表面上虽大难削平，实际上仍伏莽遍地；至光绪间而老成凋谢，朝无重臣，国事既专决于一阴鸷之妇人，而更无人能匡救其失。在此两种环境之下，实使义和团有当时爆发的可能性。此“因”之在境的方面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