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外国人著述 泰西各国，交通夙开，彼此文化，亦相匹敌；故甲国史料，恒与乙国有关系；即甲国人专著书以言乙国事者亦不少。我国与西亚及欧非诸文化国既窎隔，亘古不相闻问；其在西北徼，与我接触之民族虽甚多；然率皆蒙昧，或并文字而无之，遑论著述。印度文化至高，与我国交通亦早；然其人耽悦冥想，厌贱世务，历史观念，低至零度。故我国犹有法显、玄奘、义净所著书，为今世治印度史者之宝笈；（晋法显，唐玄奘，义净，皆游历印度之高僧。显著有《佛国记》，奘著有《大唐西域记》，净著有《南海寄归传》，此三书英法俄德皆有译本，欧人治印度学必读之书也。）然而印度硕学，曾游中国者百计，《梵书》记中国事者无闻焉。若日本，则自文化系统上论，五十年前，尚纯为我附庸；其著述之能匡裨我者甚希也。故我国史迹，除我先民躬自记录外，未尝有他族能为我稍分其劳。唐时有阿拉伯人侨商中国者所作游记，内有述黄巢陷广东情状者，真可谓凤毛麟角。其欧人空前述作，则惟马哥波罗一游记，欧人治东学者至今宝之。（马哥波罗，意大利之维尼斯人。生于一二五一，卒于一三二四。尝仕元世祖，居中国十六年，归而著一游记。今各国皆有译本，近亦有译为华文者矣。研究元代大事及社会情状极有益之参考书也。）次则拉施特之《元史》，所述皆蒙古人征服世界事；而于中国部分未之及，仅足供西北徼沿革兴废之参考而已。（拉施特，波斯人。仕元西域宗王合赞，奉命修国史。书成，名曰《蒙古全史》，以波斯文写之。今仅有钞本。俄德英法皆有摘要钞译本。清洪钧使俄，得其书，参以他书，成《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为治元史最精诣之书。但其关于中国本部事迹甚少，盖拉氏身仕宗藩，详略之体宜尔也。）五六十年以前欧人之陋于东学，一如吾华人之陋于西学；其著述之关于中国之记载及批评者，多可发噱。最近则改观矣，其于中国古物，其于佛教，其于中国与外国之交涉，皆往往有精诣之书，为吾侪所万不可不读。盖彼辈能应用科学方法以治史，善搜集史料而善驾驭之，故新发明往往而有也。虽然，仅能为窄而深之局部的研究，而未闻有从事于中国通史者。盖兹事艰钜，原不能以责望于异国人矣。日本以欧化治东学，亦颇有所启发，然其业未成。（日本以研究东洋学名家者，如白鸟库吉、那珂通世之于古史及地理，松本文三郎之于佛教，内藤虎次郎之于目录金石，鸟居龙藏之于古石器，皆有心得，但其意见皆发表于杂志论文，未成专书。）其坊间之《东洋史》、《支那史》等书累累充架，率皆卤莽灭裂，不值一盼。而现今我国学校通用之国史教科书，乃率皆裨贩迻译之以充数，真国民莫大之耻也。
以上所列举，虽未云备；然史料所自出之处，已略可见。循此例以旁通之，真所谓“取诸左右逢其原”矣。吾草此章竟，吾忽起无限感慨：则中国公共收藏机关之缺乏，为学术不能进步之极大原因也。欧洲各国，自中古以还，即以教会及王室为保存文献之中枢，其所藏者，大抵历千年未尝失坠，代代继长增高。其藏书画器物之地，又大率带半公开的性质，市民以相当的条件，得恣观览。近世以还，则此种机关，纯变为国有或市有。人民既感其便利，又信其管理保存之得法，多举私家所珍袭者，丛而献之，则其所积日益富。学者欲研究历史上某种事项，入某图书馆或某博物馆之某室，则其所欲得之资料粲然矣。中国则除器物方面绝未注意保存者不计外，其文籍方面，向亦以“天禄石渠典籍之府”为最富。然此等书号为“中秘”，绝非一般市民所能望见。而以中国之野蛮革命，赓续频仍，每经丧乱，旧藏**焉。例如董卓之乱，汉献西迁，兰台石室之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梁元帝败没于江陵，取天府藏书绕身焚之，叹曰：“文武之道，尽今日矣。”此类惨剧，每阅数十百年，例演一次。读《隋书·经籍志》、《文献通考》等所记述，未尝不泫然流涕也。其私家彝藏，或以子孙不能守其业，或以丧乱，恒阅时而灰烬**佚。天一之阁，绛云之楼，百宋之廛，……今何在矣？直至今日，交通大开，国于世界者，各以文化相见；而我自首善以至各省都会，乃竞无一图书馆，无一博物馆，无一画苑。此其为国民之奇耻大诟且勿论；而学者欲治文献，复何所凭藉？即如吾本章所举各种史料，试问以私人之力，如何克致？吾津津然道之，则亦等于贫子说金而已。即勉强以私力集得若干，亦不过供彼一人之研索，而社会上同嗜者终不获有所沾润。如是而欲各种学术为平民式的发展，其道无由。吾侪既身受种种苦痛，一方面既感文献证迹之易于散亡，宜设法置诸最安全之地；一方面又感一国学问之资料，宜与一国人共之；则所以胥谋焉以应此需求者，宜必有道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