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观各种买地莂，可察社会之迷信，滑稽的心理。（宋周密《癸辛杂识》言在洛阳见一石刻，其文云：“大男杨绍从土公买冢地一丘，……值钱四百万，即日交毕，日月为证，四时为任，太康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对共破莂”；此类券莂之刻，唐以后颇多，今存拓本尚逾十数。见《语石》卷五。）观元代诸圣旨碑，可见当时奇异之文体及公文格式。（元圣旨碑，现存者如泰安狱庙，襄阳五龙庙，尚十馀通。《语石》卷三，曾全录其一，文词之鄙俚怪诞，殊可发噱。《岳庙碑》有云：“和尚，也里可温，先生，达识蛮每，不拘拣甚么差发，休当者。”文见清顾炎武《山东考古录》。其所云“也里可温”即天主教徒；“先生”即道土；“达识蛮”即回教徒；“每”者，们也。意言释道耶回教徒人等皆独免赋役也。此亦可考当时信教自由之制。）此所谓无足重轻之文也。
吾从石刻中搜史料，乃与昔之金石学家异其方向。吾最喜为大量的比较观察，求得其总括的概象，而推寻其所以然。试举其例：吾尝从事于石画的研究：见汉石有书无数，魏晋以后则渐少，以至于绝；此何故者？石画惟山东最多，次则四川，他省殆无有；此又何故者？吾尝从事于佛教石刻的研究：见造像惟六朝时最多，前乎此者无有，后乎此者则渐少；此何故者？同是六朝也，惟北朝之魏齐独多，南朝及北周则极少；此又何故者？河南之龙门造像千馀龛，魏齐物什而七八，隋刻仅三耳；而山东之千佛、云门、玉函诸山，殆皆隋刻，直隶之宣雾山南响堂山，又殆皆唐刻；此又何故者？自隋而经幢代造像以兴，迄唐而极盛，此又何故者？宋以后而此类关于佛教之小石刻，殆皆灭绝，此又何故者？历代佛教徒所刻佛经，或磨崖，或藏洞，或建幢，所至皆是，而儒经道经则甚希；此又何故者？吾尝从事于墓文的研究：见北魏以后，墓志如鲫，两汉则有碑而无志；此何故者？南朝之东晋宋齐梁陈，墓文极希，不逮并时北朝百分之二三；此又何故者？此不过随举数例，若采用吾法，则其可以综析研究之事项更甚多，固无待言。吾之此法，先求得其概象，然后寻其原因，前文所谓“何故何故”，吾有略能解答者，有全未能解答者。然无论何项，其原因皆甚复杂，而与社会他部分之事实有种种联带关系，则可断言也。此种搜集史料方法，或疑其琐碎无用，实乃不然。即如佛教石刻一项，吾统观而概想之，则当时四五百年间社会迷信之状况，能活现吾前；其迷信之地方的分野与时代的蜕变，亦大略可睹；舍此以外，欲从旧史中得如此明确之印象，盖甚难也。吾前所言抽象的史料，即属此种。凡百皆然，而石刻之研究，亦其一例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