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梦看做现实，又过于认真地活在梦里，使我这梦里生活的虚幻玫瑰长出了刺：因为我看见了梦的缺陷，于是，连做梦也无法让我高兴了。
即便把窗子漆成彩色，也无法挡住窗外生活的嘈杂声，而窗外人并不知道我的观察。
悲观主义的创立者是幸福的！除了从已实现的事物里得到安慰，他们可以从宇宙受难论中找到快乐，并将自己纳入其中。
我不抱怨世界。我不以宇宙的名义抗议。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受难，我抱怨。但我不知道受难是否属于正常，也不知道是否人类都要受难。我何必要知道呢？
我不知道我受的难是否是我所应受（被追猎的鹿）。
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悲哀。
不被理解的好处
我总是拒绝被人理解。被理解无异于卖**。我宁可被人们严重误解，以使自己不被人了解，保持着自然性和应有的尊重。
没有什么事情比让办公室里的同事们发现我的怪异更让我恼怒的了。他们根本没有发现我的怪异，我陶醉在这样的讽刺里。我喜欢他们视我为同类这样的惩罚。我喜欢他们不再视我为异类这样的惩罚。比起那些有记载的圣徒和隐士的殉难，还存在更微不足道的殉难。我们的精神意识所受的苦难和肉体及其欲望所受的苦难并无什么不同。前者和后者一样，都存在一种官能性……
一道闪电
小杂役正在昏暗、冷清、空寂的办公室里捆扎一天的包裹。“真是个晴天霹雳！”那个暴虐的恶棍自言自语道，他大声说着“早上好！”我的心再次跳了一下。惊雷过后，是一阵暂缓的喘息。
带着什么样的宽慰——一道闪电，一阵停顿，一声惊雷——这些时远时近的雷声将我们抚慰。上苍停止咆哮。我的肺部沉重地呼吸。我意识到办公室里太过沉闷。我注意到除了那个勤杂工，办公室里还有其他人。他们都沉默不语。我听见一声震颤的脆响：正在查账的莫雷拉突然翻过账簿里宽大而厚重的一页。
想象我的命运
我经常在想，如果我在财富的庇护下免受命运之风的侵袭，如果我从未被我叔叔的本分之手带到里斯本的这间办公室，如果我没有被升到其他办公室，最终被高升到能干的助理簿记员这样一个卑微的职位（这个工作就像让我能勉强活下去的一点午休和一点工资一样），那么我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
我知道，如果这些想象中的过去存在，此刻我便不能写下这些纸页，比起那些在更好的环境下我只会在梦里写下的所有纸页，这些纸页至少会好得多。因为平庸是智慧的表现形式，而现实——特别是当现实是乏味的和未经加工的时候——它便成为一种对心灵的自然填补。
我之所以能够思考和感觉，很大一部分得益于簿记员这份工作，因为它是对内容完全相同的工作的一种否定和逃避。
如果我不得不在一份问卷的空白处填写对我智力发展起着文学影响的主要人物，我会直接写上西萨里奥·韦尔德的名字，但我还会写上维斯奎兹先生、主管簿记员莫雷拉、地方销售代表维埃拉和小杂役安东尼奥的名字。而在他们的重要地址栏，我会用大写字母写上：里斯本。
事实上，不仅仅是韦尔德，我的同事们也成为我世界观的校正系数。我认为被工程师应用于数学运算中的“校正系数”（对于它的准确定义我明显不知）同样可被应用于生活中。如果这个词是这个意思，那么生活就是这个样子，如果这个词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就让我们把它想象成蹩脚比喻所暗喻的意思吧。
当我尽我所能地将我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想了个透彻，我将生活看作是五颜六色的琐碎物品——一块巧克力包装纸或一支雪茄烟标牌纸环——等着清洁女工将它们从肮脏的桌布上熟练地扫入清扫盘（声音清澈入耳），混入现实的面包屑和面包皮当中。我的生活和这些在清扫盘里的琐碎物品有着同样的命运。在清洁女工洗刷物品的上空，神主们继续着他们的高谈阔论，对世间奴仆的琐碎事务毫不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