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我们知道与否，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形而上学思维；同样，不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道德观。而我的道德观极其简单——对任何人既不行善也不作恶。不作恶，不仅因为这样做似乎更公平，其他人同样拥有我所要求的权利——即不被人打搅，还因为在我看来，世界的自然之恶已经够多，无须由我再添加什么。世上的人们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乘客，从某个未知港口驶向另一个未知港口，我们应当怀着一颗旅客的诚挚之心对待彼此。不行善，因为我既不知道善为何物，甚至也不知道自己做过的事情是否是善事。当我施舍一个乞丐散钱时，或者试图教育或开导别人时，我又如何能知道自己制造了什么样的恶？疑惑之下，我唯有放弃。此外，我还认为，帮助别人或阐明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干涉他人生活的一种恶行。善心只是我们的一时兴起，但无论我们的善心多么高尚或仁慈，我们都没有权利让别人成为我们头脑发热的受害者。善事是一种不公平的负担，这便是我断然憎恶它们的缘故。
如果说出于道德原因，我不对人行善，也就不要求他人对我行善。当我生病时，我最痛恨的事情就是受惠于别人的照看，因为这也是我讨厌对别人做的事情。我从不去探访生病的朋友。而当我生病时，我总是将探访者的到来当做一种烦扰，一种对我自己隐私的无端侵犯。我不喜欢接受人们的礼物，因为这样看起来像是他们对我施予了恩惠，我应当做出某种回报——不管是给他们还是其他人，事情都一样。
我极为喜欢交际，但用的是一种极为消极的方式。我是一个不令人讨厌的化身。但我仅此而已，希望仅此而已，也不得不仅此而已。对于一切存在之物，我感受到一种视觉感染，一种理智钟情——但这是一种内心的虚无感。我对一切都不信任、不期待、不宽容。一切虔诚的虔诚灵魂和神秘的神秘主义者（毋宁说是一切虔诚灵魂的虔诚和神秘主义者的神秘）都令我憎恶，使我愤怒。当神秘主义者活跃起来，当他们试图说服他人、扰乱他人的意志、寻求真理或改变世界时，我几乎感到生理反胃。
我为自己不再有家而感到庆幸，这使我从关爱某人的责任中解脱出来，这种责任无疑令我烦恼。我仅有的怀旧，只是文学性的。童年的回忆令我热泪盈眶，但这些眼泪和着韵律，泪水里的散文已经成型。我像回忆一些与我无关的事情一样回忆童年，通过一些外在之物回忆起它们。我只能回忆起一些外在之物。令我怀念童年的不只是那乡村里寂静祥和的傍晚，还有放着茶壶的桌子，房间里摆放的家具，以及人们的容貌和身姿。我怀念那些场景。因而，别人的童年总能像我的童年一样打动我：它们都仅仅是年代久远的过去的视觉现象，我对它们的感觉只是文学性的。是的，童年打动我，但更多是因为我看见而不是想起童年。
我从未爱过什么人。我最爱的东西是我的感觉——我的视觉意识状态，通过认真聆听捕捉来的各种印象，外部世界的质朴芳香像是在对我述说什么过去的事情（它们的气味极为容易勾起我的回忆），它们带给我的现实和感觉要比面包房里飘来的面包香味更强烈。当时，我参加完叔叔的葬礼，走在回家的路上，他曾经如此爱我，我有一种自己也说不清的、亲切的抚慰之感。
这就是我，我的道德观，或我的形而上学思维：我是包括自己灵魂在内的、一切事物的路人，我什么也不属于，什么也不渴望，什么也不是——我只是客观感觉的抽象中心，一块掉在地上的镜子，用感觉映照着大千世界。我不知道也不在乎这种方式是否给我带来快乐。
写作即物化梦
加入他人、与他人合作或共同行动是一种病态的形而上学冲动。灵魂赋予个体的东西不应当出让给予他人的各种关系。存在的神圣事实不应当对共存的邪恶事实屈服。
当我与他人共同行动，至少我失去一样东西——单独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