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即便是非常小的孩子也能够完全抓住移情情境的实质，并能够理解他们的情绪之所以能够降低，倚赖于对以前情境及与之关联的情绪进行解析。比如，彼得总是能够区分“扮作他母亲”的我和他真实的母亲之间的区别。他把机械小车开来开去，对我吐口水，也想揍我，并叫我“淘气的怪兽”。他用暴力抗拒我的解析，但是渐渐变得安静，也变得温柔亲切。他会问我：“当爸爸把小鸡鸡（thingummy）放进妈妈里面的时候，我会想叫真正的妈妈‘怪兽’吗？”
[66]参见我的论文《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
[67]参见第八章。
[68]在其他分析中，我也发现无论是在幻想还是现实中，对鼻子、脚、头等身体部位的攻击，并不仅仅是针对这些身体部位本身。它们作为象征性表征，指向父亲的阴茎，它与作为母亲的我联结在一起或者被我吞并。
[69]参见《俄狄浦斯情结的早期阶段》（1928，《克莱因文集Ⅰ》），该文探讨了工作抑制，以及它与母亲的施虐认同之间的联系。
[70]可与第五章伊尔莎的案例对比阅读。
[71]有关此论点，可参考我的论文《儿童力比多发展中学校的角色》（1923，《克莱因文集Ⅰ》）。
[72]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Strachey）曾在《阅读中的潜意识要素》（1930）一文中指出阅读的潜意识意义。
[73]性兴趣在此可以用作压抑素材的敲门砖。例如，我们在对英格与葛莉特进行解析后，她们不再询问关于性启蒙的问题，而带来一些其他素材，帮助我了解她们的焦虑与罪疚感，这正是部分压抑被去除的效果。英格对小孩来源的兴趣至少有部分是有意识的，但她对性别差异的疑虑和由这个问题产生的焦虑却是潜意识的。而格莱特在这两个方面都存在压抑的现象。我在这两个孩子身上的解析都产生了效果，主要是因为我通过她们自身的素材向其展示了她们对性的兴趣，并以此建立了性好奇、潜在焦虑和罪疚感之间的联系。
纯粹的智力解释非但不能回答孩子心中最困惑的问题，反而会搅乱那些被压抑的素材，造成孩子对解释的反感。在我的论文《儿童对分析的阻抗》[该文是《一名儿童的发展》（1921，《克莱因文集Ⅰ》）的一部分]中，我提出一个观点，即只有在焦虑和内心冲突不构成阻碍的时候，孩子才能够接受性启蒙，所以他们对性启蒙的阻抗可以被视作一种症状。这种观点发表之后已经被普遍接受了。[参见《性的启蒙》（精神分析教育学杂志特刊，1927）和《尚未被论及的婴儿期理论》（奥托·费尼谢尔，1927）]倘若纯粹的智力解释也能带来放松，那么它定是成功解决了心灵表层的压抑。对孩子在性问题上的自发问题进行真诚的解答，会被孩子认为是信心和爱的证明。我们可以通过公开讨论性问题的方式帮助减轻他们的罪疚感。
[74]我在本书第二章曾提出这一观点，这对幼童同样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