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超我形成的早期阶段，儿童的防御方法是极端暴力的，因为防御方法与过多焦虑压力成比例，我们知道在早期肛门施虐阶段，儿童排放（eject）的是客体——某个仇视他的客体，而且是他等同于排泄物的客体。正如我亲眼所见，在早期肛门施虐阶段已经被投射的是可怕的超我，他已经把超我内射入口腔施虐阶段，因此他的投射行为是由他的恐惧自我对超我采取的防御手段。投射驱逐内化的客体并且在同时把他们发送至外部，个人的发射和驱逐机制与超我的形成过程紧密捆绑在一起。正如儿童的自我通过激烈投射来破坏超我，努力保护自己不受超我的控制，因此自我也尽力摆脱自己被强力驱逐的命运。弗洛伊德考虑“防御”的概念[59]特别适合所有超我在“冲突”中所有防御的总称，这些冲突可能导致神经官能症（我们保留“压抑”这种特殊防御方法的说法）。我们调查研究的方式使我们在第一时间更加熟悉了解“压抑”。弗洛伊德更进一步强调了这种防御方法：“压抑是一个过程，它与力比多**结构有关系；当自我必须在其他结构[60]层次获得保护，并且免受力比多的攻击时，自我求助于其他防御方法。”我的观点也得到亚伯拉罕的支持，他在一篇文章里说到：“饶恕客体并保护客体的这种趋势来自于更原始压抑的破坏趋势。”[61]关于两种肛门施虐阶段的分界线，亚伯拉罕如此表达[62]，“这条分界线非常最重要，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我们与普通医学观点一致。我们精神分析人员对实证材料的划分与临床医学的神经官能症和精神分析的分类出奇地一致，但是分析人员当然不会尝试在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疾病之间划一条严格的分界线；相反，分析人员意识到任何个人的力比多有可能退化并跨越两个肛门施虐阶段的这条分界线。我们需要考虑到精神疾病的特殊原因，以及力比多发展的几个固着点（这些固着点往往发生跨越退化）。”
我们知道，正常人的神经官能病患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数量上不同而已。亚伯拉罕的研究表明，他认为精神疾病和神经官能症仅仅是程度的不同。我的儿童精神分析作品不仅在观点上证实精神疾病的固着时间存在于发展阶段，亦即在二期肛门阶段之前，而且还确信，虽然这些固着持续时间对于普通儿童而言时间较短，但是固着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在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和普通儿童身上。
我们知道精神病比神经官能症的焦虑更多，但是，这个事实目前不能解释为什么这样强大的焦虑在发展的最早期就形成了（根据弗洛伊德和亚伯拉罕的观点，精神病的固着点在最早期形成）。弗洛伊德在他的《抑制、症状和焦虑》中的最新理论排除了一个可能性：大量焦虑可能从不满足的力比多转化而来。我们也不能认定儿童害怕被父母吞噬、切割和杀害是真实的恐惧，但是，如果我们假定这种过多的焦虑仅仅是内在心理历程（intra-psychicprocesses）的结果，我们就不应该抛弃我提出的理论：早期焦虑由破坏趋势和早期超我压力导致。儿童发展的早期压力是超我对破坏趋势的防御造成的结果，而且压力在程度和种类上与施虐幻想相对应。我观察到，这种压力出现在焦虑情境的最早期阶段，这些焦虑情境与施虐阶段紧密相连，他们驱动了自我防御的特别机制并且决定了精神病特征及其完全发展[63]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