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亚伯拉罕[88]特别指出，儿童的客体关系和性格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儿童前导性固着定位决定的——不论口腔吮吸阶段还是口腔施虐阶段。我认为，这个因素对于超我的形成具有决定意义。由于**等同于阴茎的缘故，儿童对慈爱母亲意象的内射，也将影响父亲慈爱意象的建立；同样，在超我的建立过程中，在口腔施虐冲动的影响下，口腔吮吸阶段的固着将妨碍由焦虑所引发的认同。
随着儿童施虐趋势的减弱，儿童的超我形成的威胁在某种程度上力度减弱，并且，自我的反应也经历了调整。儿童对超我和客体的过度恐惧占据儿童发展的最早阶段，并促成过激反应。似乎是自我首先尽力保护自己免于超我的侵犯，自我“无视”（scotomizing）超我的存在，随后抛弃超我（用拉弗格的说法）。一旦自我胜过超我[89]，并且避免后者对本我的冲动形成对抗，我认为，自我开始认可超我的力量，并做出应对反应。当后期肛门阶段的启动时，自我前所未有、无比清晰地认识到超我携带的力量，并且不断做出种种努力与超我达成妥协。自我在认可超我力量的同时，还对超我的种种强制性命令表示完全顺从，与此同时，自我采取步骤，对内心现实（intrapsychicreality）表示认可（内心现实的认可依赖于外部现实的认可，前者是后者[90]的先决条件）。自我与本我的关系在早期阶段曾经是排挤关系，在后期肛门阶段变成自我对本能的压制（suppression），或者，确切说来，[91]是自我对本能的压抑（repression）。
由于与超我和本我相关的恨被置换到客体上，所以恨的程度（对客体的恨）得以减轻。随着力比多成分的增加，针对客体的原始施虐趋势的破坏成分同时减少[92]。当这个过程发生时，自我似乎害怕客体处罚的意识越来越强了，自我臣服于严厉的超我，并且接受超我施加的禁令，如此一来，自我加大了对客体力量的认可，而这又强化了超我等同客体的趋势。这个等同关系进一步调整焦虑程度，通过投射和置换手段，促进儿童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发展。自我现在开始有效控制焦虑，努力满足外部要求和内化客体的要求。自我开始保护它的客体（亚伯拉罕把这个行动归结到后期肛门阶段），这种针对客体行为方法的改变可能以两种方式表现出来：1、个体可能离开客体，因为个体害怕客体作为危险之源的存在，同时，个体也为了让客体不受施虐冲动的影响；2、个体可能以更强大的积极情感转向客体。这个与客体发生关系的过程表现在“好”母亲形象和“坏”母亲形象的区别上。这种对客体的矛盾心理标志着个体与客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并且有助于改善儿童对超我的恐惧，这种恐惧被转移至某个外部客体，随后通过置换延伸至好几个客体。有些客体变成被攻击对象，他们是充满威胁的客体，而另一些人，尤其是母亲，她是慈爱和被保护的客体。个体克服焦虑越来越成功。由于婴儿在性器阶段的成长进步，个体内射更友好的意象，因而导致超我行动方式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