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现在的结论建立在那些男童的精神分析上，在这些分析中，我可以追溯男童的反常发展。我们可以发现超强施虐（或者施虐）没有得到成功纠正，这导致了人生很早阶段的过度焦虑发生。这是因为个体曾经非常排斥现实，产生了严重强迫症和偏执狂的特征。这些男童身上的力比多强化冲动和同性恋的构成改善或者驱走他们早期对父亲的恐惧，我认为这种应对焦虑的形式是偏执狂患者[114]的同性恋病因原理，狼人后来发展的偏执狂症的事实支持了我的说法。[115]弗洛伊德似乎证实了我的想法，在他的《自我和本我》（1932）[116]中，他论及偏执狂患者的恋爱关系：“但是，我们通过分析偏执狂变化过程，得知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存在的机制。这个机制表明，爱恨的矛盾在起点就存在，两者间的转换（transformation）通过情感贯注反应的置换发生，能量从**冲动退出，并转移至仇恨冲动。”
在狼人恐惧症中，我相信我能清晰认出最早期的尚未改善的焦虑，他的客体关系也没有小汉斯的成功，他未完全建立的性器阶段和强大的肛门施虐冲动在严重神经官能症中可以被观察到，并且它们很快就完整表现出来。小汉斯能改善他危险而可怕的超我，改变超我的危险形象，并且克服他的施虐症和焦虑情绪，他在这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解释了他与父母的更加良好的客体关系，而且解释了两个事实：他积极显著的异性恋取向，以及他满意地到达了性器发展阶段。
我相信，在焦虑得到改善的过程中，肛门后期开始的那些机制与它发生联系。在肛门后期，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发作，我认为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其实是治愈最早期精神病症状[117]的一种努力，而且婴儿期的神经官能症的强迫机制和那些更早发展阶段的机制都已经在运作中。
初看起来，我所说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某些因素在婴儿神经官能症的情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说法与弗洛伊德所说的关于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发病起始点完全不同，尽管如此，我相信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可以用一个基本道理来解释清楚。我发现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起源于童年的早期，但是综合各种分散的强迫性特征，我们得出一个完整结构的整体——神经官能症。神经官能症在童年的后期才出现，也就是直到潜伏期才出现。大家普遍接受的理论是肛门施虐期的固着点不会成为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发生的因素，而是要等到后期，当重新退回到施虐期的固着点时，才作为发生作用的因素。我的观点是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真正起点是在儿童发展强迫症状和强迫机制时——进入后期肛门制约阶段。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早期强迫性症状呈现一幅与后期完整发展的神经官能症不同画面的事实，如果我们记得，在潜伏期，成熟的自我调整了与现实的关系，着手精心准备和整合那些自从童年早期[118]就异常活跃的强迫性特征。幼童强迫性特征不被识别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与更早期的精神疾病一起发作，而这些精神疾病没有与其他各种防御机制一起得到解决。
我已经努力证明[119]，幼童太多时候表现出鲜明的强迫性特征，这个阶段被称为幼儿神经官能症阶段，一个真正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已经占据这个时期的画面[120]。我的经验是当早期焦虑情境太严重，并且没有被充分改善的时候，上述情况会发生，儿童将发展非常严重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
我希望在区别强迫性特征的早期根源和后期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过程中，我已经表达清楚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演变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与大家已经普遍接受的理论完全一致。在《抑制、症状和焦虑》中，弗洛伊德说：“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起因表明，有必要驱走俄狄浦斯情结的力比多。”他继续表述：“力比多的性器结构很脆弱，抵抗力不够，所以当自我开始防御时，它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部分或者整体性器结构（阴茎阶段）退回至更早的肛门施虐阶段，而这个退回对后期的发展意义重大。”如果我们把力比多的各种波动变化视作退回，我认为这种退回波动是早期发展的特点：在早期，性器性欲多次发展被终止之后，最终得到完全确定和加强。如果我关于俄狄浦斯情结很早就开始的提法准确无误，关于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描述就不会与弗洛伊德上面所述的观点互相矛盾了。我的论点将证实弗洛伊德尝试性提出的另外一个提议，他说：“也许退回不是个体体质因素造成，而是时间因素，也许退回的发生并不是因为性器结构太脆弱，也不是因为施虐最高峰时自我的反抗开始得太早。”弗洛伊德反对这个观点，他说：“我不准备就这一点发表确定的说法。”但是我想说，精神分析观察并不支持这样的假设。分析观察表明了在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进入时，性器阶段就已经启动；另外，神经官能症的开端属于生命后期，在歇斯底里症之后，属于童年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进入潜伏期时）[121]。我的观点：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起源于童年第一阶段，症状本身的显著表现却是在潜伏期的开端。如果我断言我的观点正确，这些反对意见就都可以抛弃了。
我相信强迫性机制在童年很早时期——幼儿一周岁以后就开始有活力。这个观点是我理论的一小部分，我认为超我在儿童生命的最早期形成，最开始感觉到的是焦虑，随后，早期施虐阶段慢慢接近，罪疚感也出现了。这个观点与我们目前已经了解的理论有很多不同之处。我在这本书的前面部分描述了病例分析，我的观点建立在这些病例上，现在我想从理论上支持这些病例分析。让我们再次转向弗洛伊德[122]的观点：“就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而言，所有后期病症形成的主要原因一定是自我对超我的恐惧。”我却认为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是纠正早期焦虑情境的手段，而且，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严厉超我并不与儿童发展早期未经修正的、可怕的超我有什么不同之处，这让我们更加接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为什么这种神经官能症的超我竟然如此严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