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射和投射之间的互动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对应超我形成和客体关系[150]两者之间的互动，其结果是儿童找到驳斥害怕外部世界的方法，同时，通过内射真实而“良好”的客体来缓和焦虑情绪。由于良好真实客体的存在还可以减少儿童对内射客体的恐惧和儿童的罪疚感，儿童对内在危险的恐惧加强他对母亲的固着，并且大幅提升儿童对爱和帮助的需要。弗洛伊德解释说我们能理解的儿童焦虑，他的焦虑可以被归结为一个原因：儿童想念他所爱的人或者他渴望见到想念的人[151]。弗洛伊德把焦虑追溯到未成熟个体完全依赖其母亲的那个阶段，想念所爱和渴望见到的人，经历得而复失的爱、危险客体的消失、黑暗中独处的恐惧、与不相识的人独处的恐惧，所有这些都是早期焦虑情境的不同形式，也就是说，都是儿童害怕的内化危险客体和外部危险客体。在晚期发展的某个阶段，除了这些焦虑，还有对客体的忧虑，儿童现在害怕他的母亲会在自己幻想攻击中死去，他会成为孤零零的一个人。关于这一点，弗洛伊德说[152]：婴儿还不能区分暂时离开和永久离开。一旦婴儿看不见母亲，他就会做出行为反应，似乎他永远都看不见母亲了。儿童必须重复经历母亲不会消失的事实，最后确信这个真相：母亲暂时消失以后还会重新出现[153]。
根据我对儿童的观察，母亲必须以她真实的存在多次证实她不是那个“坏”而充满攻击的母亲。儿童需要一个真实的客体，抗击他对可怕内射客体和超我的恐惧，再者，母亲的真实存在证明她没有死亡。随着儿童与现实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儿童更多使用他与客体的关系以及各种活动和升华，帮助抵抗超我的恐惧和超我的破坏冲动。我讨论的出发点是焦虑激发自我的发展，儿童在克服焦虑的努力中，儿童召唤自我支持建立与客体的关系，以及与现实的关系，所以，为了儿童适应现实和自我发展的需要，努力建立客体与现实的关系非常重要。
幼儿的超我和客体并不是一致的，但是超我持续不断地做出努力，使得它们的角色可以互换。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减少对超我的恐惧，部分原因是能更好地满足真实客体的需要（真实客体的需要不与内射客体的幻想要求重合），因此幼儿的自我负担了超我和自我的冲突，而超我包含了互相冲突的各种意象（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的要求。除了这些以外，幼儿必须应付超我要求和真实客体的要求，结果，幼儿总是在内射客体和真实客体之间——在幻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摇摆不定。
在幼儿阶段，超我和本我尝试互相适应的尝试是失败的，因为本我的压力和超我的严厉吸收了自我目前为止的全部能量。在潜伏期的开端，当力比多的发展和超我的形成都已经圆满完成，这时候的自我变得更强大，可以着手在更宽广基础上调整各相关因素的适应性。力量强大的自我与超我联合，建立一个联合援助计划，它首先包括了自我的顺从，以及自我对真实客体和外部世界的适应。在发展的这个阶段，儿童的理想自我是“举止礼貌得体”，满足父母和老师对“好”儿童的期待。
但是，这个稳定期在青春期到来之前被粉碎，青春期更是没有稳定性。力比多重新登场，这个时期的力比多强化了本我的要求，而同时超我的压力得以增加，自我又一次被猛烈挤压，自我面临必须做出新的调整的任务，因为以前的调整适应已经不合时宜。本能冲动不能像以前那样被压制和限制，儿童的焦虑由于这个事实而增加：儿童的本能现在可能更容易在现实中获得突破，导致比幼儿时期更严重的焦虑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