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七岁的英格这个案例，当她有一次扮演办公室经理写信和分配工作的时候，我问她“信里有什么”，她立刻回答说“等你收到的时候就知道了”。但当我收到信的时候，我发现信里面除了些潦草的涂鸦，别无他物[85]。所以过了会儿我对她说：“X先生（她游戏中的人物）让我问你信里写了些什么，因为他必须知道。他想让你在电话里读给他听。”于是她便毫无障碍地告诉了我她幻想里信件的所有内容，同时也对我说了大量启发性的联想。另外一次，我不得不假扮一个医生，当我问她她应该得什么病的时候，她说“得什么病都无所谓”。于是我像医生一样给她做全面检查，并且问道：“现在，夫人，请告诉我你到底哪里痛。”并且从这个问题开始，我询问她得病的原因，以及患病的时间等等。因为她连续好几次都扮演病人，我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丰富且深入的素材。当情境反转、我扮病人她扮医生的时候，她给我的治疗建议继续向我提供着进一步的信息。
在这里我想对本章所述做一个总结。治疗潜伏期儿童，最关键的一点是与他们的潜意识幻想建立联系，而要做到这一步，必须对与他们焦虑与罪疚感相关的素材的象征性内容进行解析。但是在这个阶段，幻想的压抑要比早期阶段严重得多，我们不得不通过那些看起来与幻想完全无关的表征，来抵达孩子的潜意识之门。并且在典型的潜伏期儿童分析中，我们必须准备以渐进的方式解决孩子的压抑问题，也必须准备面对诸多艰辛。有时，经历了几周甚至几个月分析后，我们得到的只是些新闻报道、课本内容或课堂笔记之类的无用素材。而且，那些单调的强迫性绘画、搭建、缝纫与制作游戏，特别是那些我们无法得到联想素材的游戏，对于接近孩子的幻想生活于事无补。但是我们必须用在本章开篇提到的葛莉特与埃贡的案例来提醒自己，即便是完全没有幻想素材的活动与对话，也能够为我们开启潜意识之门，前提是我们不要仅仅把它们当作阻抗的表达，而把它们视为真正的素材。通过关注这些细微的信号，将这些伴随着表征的象征、罪疚感与焦虑之间的联结作为解析的出发点，我们总能找到开启分析工作之门的钥匙，并开展我们的分析工作。
但是，我们在与自我建立起卓有成效的联系之前就与孩子的潜意识进行沟通，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把自我排除在分析工作之外。这种排除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自我与本我、超我的关系相当密切，并且我们只能够通过自我抵达潜意识之门。不仅如此，分析并不会作用于自我（这一点与教育方法不同），它只是为了开启心灵潜意识媒介之门，而这些媒介对自我的形成相当关键。
让我们再回到案例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葛莉特（七岁）的分析在很长时间内完全依靠绘画。我们记得，她常常强迫性地交替画着各种大小的房子和树。我本可以像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老师那样，从这些毫无想象力的强迫性绘画出发，刺激她进行幻想，并将之与她自我的其他活动相联系。我也可以让她装饰和美化这些房子，或把房子连同树一起放到城镇街道里，这样就可以在活动中唤起她碰巧在艺术或地形学方面潜在的兴趣。或者我也可以让她辨别不同种类的树木，以此刺激她对自然历史方面的好奇心。如果以上尝试得以顺利进行，那么她的自我兴趣很可能凸显出来，分析师便能离她的自我更近一步。但很多案例的经验显示，对孩子想象力的刺激并不能放松孩子的压抑心理，也无法找到分析工作的落脚点。[86]并且，这样的程序往往是不可行的，因为孩子正遭受着那么多潜在焦虑的煎熬，所以我们必须尽可能迅速地建立起分析情境，并开展实际分析工作。即便有机会以自我作为分析的出发点来抵达潜意识，我们会发现与所花费的时间相比，其效果微不足道。因为所获得的素材在数量与重要性上的增长只是一种表象，其实得到的还是相同的潜意识素材，只不过换了一种更加惹人注目的形式罢了。例如在葛莉特的案例中，我们当然可以刺激她的好奇心，给她创造更有利的环境，使她对房子的出入口、树木的区别、树的成长方式产生兴趣，但是这些兴趣方面的扩展，也只不过是早期分析中同样的素材用一种伪装更少的形式展现而已。她用强迫性的方式所绘的大小树木与大小房子，正代表了她的父母兄弟与她自己。这些不同的人物以不同的大小、形状、颜色以及不同顺序呈现出来。而这些呈现的背后，是她对两性区别与其他相关问题压抑的好奇心。通过这样解析，我们了解了她的焦虑与罪疚感，并使分析得以进行。
对素材来说，如果那些显著而复杂的表征与微弱表征没有区别，那么从分析的观点来看，选取哪一种表征作为解析的出发点都是可以的。因为就我的经验来看，在儿童分析中只有靠解析才能开启与维持分析进程。所以，只要分析师能够充分理解素材和与素材相关的潜在焦虑，我们无需借助幻想，就绝对可能对那些单调的自由联想进行解析。若我们以此方法操作，那么随着焦虑的解决与抑制的移除，强烈的自我兴趣与升华便会产生。例如，虽然我并未对伊尔莎（她的案例将在下一章详述）提出相应的建议或鼓励，她也能从单调的强迫式绘画中开发出很明确的手工天分及绘画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