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本文依据我的论文《早期分析的心理学原则》（1926）写成。在文中我提出一个观点，即恨意与攻击倾向往往是罪疚感的深层原因与基础。在后来的很多其他文章中，我也提出了很多新论据来支持这一论点。在1929年牛津心理学年会上发表的《论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一文中，我对这个命题进行了拓展，我提到：“对力比多冲动的防御机制只出现在俄狄浦斯冲突的晚期，在冲突早期防御机制对抗的是破坏冲动。”我认为，这个观点与弗洛伊德在新书《文明及其缺憾》（1930）中提到的结论颇有几分相似。在书中，弗洛伊德指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只有攻击性会被压抑并屈服于超我，从而转变成一种罪疚感。我确信，如果精神分析将罪疚感的来源限制在攻击本能的话，那么很多现象解释起来将会更加简单明了。”（《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1，第138页）在下一页中，弗洛伊德还讲道：“下面我们貌似已经可以提出如下命题：当本能趋势被压抑时，它的力比多要素会转变成症状，而它的攻击性则转变成为罪疚感。”
[6]根据我的经验，小孩表现出某种哀伤的性情或者有经常跌到受伤的倾向，这些都是由于罪疚感造成的。
[7]我们可以从莉塔的整个一系列症状和性格发展过程看出她的阉割情结。她对父亲的强烈认同很清晰地呈现在她所玩的游戏中，我们还可以从游戏中看出她对掉入男性身份的恐惧，这种恐惧正是由阉割情结引发的。
[8]我的观点是，孩子最早的身份认同已经可以被称为“超我”。这个观点的理由将在第八章给出。
[9]参见《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17，第8页。
[10]早期儿童分析为精神分析疗法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贡献。分析发现，儿童能够直接地表达他们的潜意识，这不仅能够帮助儿童体验到长足的情绪释放，而且能够在分析中使其身临其境。所以通过心理解析，固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
[11]未出版。
[12]厄娜的例子在第三章中将有更为详尽的阐述。
[13]这是一个典型的关于惩罚的梦。可以发现，这个梦建立在死亡意愿（death-wishes）及其带来的罪疚感之上。这个死亡意愿由口腔挫折（oralfrustration）和俄狄浦斯情境引发，并指向她妹妹与母亲。通过分析幼童的梦境，我发现无论在他们的梦境还是游戏中，由超我引发的意愿和反倾向（counter-tendency）总是存在的，而即便在最简单的意愿或梦境中，罪疚感都会以隐蔽的方式发生作用。
[14]在终止治疗之后，孩童并不能像成人那样改变他们生活的环境。但精神分析能够帮助他们更自由地发展，并在现实环境中有更良好的感受。不仅如此，孩童神经官能症的涤除，也将不利的环境造成的困难降到最小。根据我的经验，一旦孩子开始接受精神分析并开始好转时，母亲神经质的反应也会减少很多。
[15]当他们的超我不再那么严厉，他们会发展起一种幽默感。这正证实了弗洛伊德的幽默本质理论，即幽默感是超我友好一面的展现。他在《论幽默》（《弗洛伊德全集英文标准版》，卷21，第166页）一文中论述道：“最终，如果超我通过幽默的方法安抚自我，保护自我免受痛苦，那么这与‘父母代理’（parentalagency）的本源并不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