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开始产生疑惑：自己怎么会放弃家中的温暖舒适，来到这个冷漠的国家受罪？现在的痛苦，较之小学、中学时代在学校遭受的屈辱，哪一个更让自己难堪？
哭得太累，冷得太甚，伏案太久，让三毛得了备受折磨的神经痛，但生活和爱情仍然未能给她一个答案。
第二天，三毛起床迟了，抓起书本就跑向公交车站。路上只觉鞋子一开一合，原来是忘了扎橡皮筋。神经痛更是作怪，导致她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一瘸一拐。
一定已经错过了第一节课。但站在路边的三毛，还是没有想清楚，这些痛苦究竟所为何来。然而，这样长久地站下去绝不是办法。三毛骨子里的悲观早就压抑不住，她想着“死好了，死好了”，然后就那么决然地奔向柏林墙。
二战后，战败的德国被一分为二，东部的苏占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西部则被美、英、法三国占领，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都柏林也因此被分为“东柏林”和“西柏林”。1961年，苏占区（即民主德国）修建了柏林墙，阻止东德居民向西流动。
三毛在西柏林求学，要办理过境手续才能去东柏林，这样一来就要接受毫无人道的排查。原本计划好的圣诞假期旅行，被提前实行。与同宿舍的男生约定好，为了省一张机票钱，在边境上要排很久的队，而三毛的身份是中国人，当时用的是台湾的旅行证件，很难被认可，一开始就会卡在签证问题上。
然而，三毛忙于学业，哪里有时间去解决过境签证的问题呢？巧的是，她这时被病痛和压力折磨得神志恍惚，索性决定择日不如撞日，就此在树丛雪地里埋下书本，带着身上仅有的二十块美金和旅行证件，到了东柏林的关卡车站，去办理过境的签证。
在这里，如果西柏林的居民提出当日往返的申请，还是可以通过的。然而，东柏林的居民却不被允许到西柏林这边来。排了许久的队，旅行证件和申请表格被东德的文职军官收上去，等待问询。三毛如坐针毡——一方面是坐骨神经实在痛得厉害，一方面是总觉得有人透过办公室的窗子观察自己，如芒刺在背。
三毛十点多从宿舍出门，等到了一点多才被广播叫到名字。台湾旅行证件果然不被承认，三毛拒绝了问询军官提出的参加旅游团的建议——她没有那么多钱。三毛在车站随便走来走去，以观察人们脸孔透出来的故事为乐。不去就不去了，反正是逃学，死都是无所谓的，去不去东柏林也没什么大不了。
就在这时候，三毛感受到的被观察的那股感觉越发强烈起来。她转过身，看到了电影里才会出现的那样帅气逼人的青年军官。
这人长着一双似曾相识的眼睛，他帮助三毛拿到了临时通行证，送她过了关卡。在东柏林凄凉萧瑟的街头，他夸赞三毛的美，告诉她，再回来的时候，应该是见不到面的。三毛没空想太多，过了那道防线后，来到东德的外交部。那本来自台湾的旅行证件，仍被当作新奇物件传看。
三毛拿到签证后，顺便看了展出的越南战争的照片。猎杀者炫耀着他们的战利品，令身在异乡的三毛顿生“亚细亚孤儿”的悲哀。看不得饭店里茶房卑微祈求的笑容，三毛大方地支付了十美金，可心里仍旧憋闷，书店里齐白石的复制品吸引她驻足欣赏，可复制的终究不能带来水墨的美感。乡愁此时满溢出来，让本就昏沉的天空更加幽暗。
返程出关时，检查格外严格。也不知经过怎样的流程，原本以为永不再见的那位青年军官出现了，他接上三毛，送她回到车站。三毛不肯上车，不愿告别。谁都没有说话，黑夜已经淹没两个人的面孔。只有那双眼睛，似口深井，恍若恒星。风吹过来，带走温暖的体温，撩动纷乱的长发，最后一班车，既然已经觉得生命无望，那么……走吧，一起走吧！
三毛疯狂地叫起来：“你跟我走……”如同夜奔的红拂拉住将军的袖袍，仿佛绝望的祝英台扑向梁山伯的石碑。
但是，这怎么可能呢？三毛是西柏林的留学生，他是东德的军官，两人的身份地位决定了他们不能一起远走高飞。
是灵魂在震颤着共鸣，还是那陌生人给予的温暖太过诱人？三毛与生俱来的冷静与感性，交织成冰火，让她终于病倒。被送进医院之后，心如死灰的三毛并没有得到男友约根的探望。如果说爱情是两个不完整的灵魂的结合，那么三毛缺少的一半，如今看来并不是那位未来的外交官先生。
凄冷的病房里，三毛木然听着枯树枝头乌鸦的聒噪，心里默念着不为人知的名字，被人问到是不是去过东柏林，那时的她可曾流下冰凉的泪水？
(1) 引自《倾城》，收录于三毛作品集《倾城》，三毛著，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