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被广泛引用的有关儿童发展研究的总结指出，尽管专制家庭长大的孩子在“精心设计的抗**措施”方面并不突出，但有更重要的证据证明，“他们的‘良心’不足，并且在讨论道德冲突中哪些行为‘正当’时，会更倾向于使用外在（而非内在）道德取向（道德可分为显性道德和隐性道德，处在显性层面的道德对于道德主体来说，还只是外在的规范；处在隐性层面的道德则已经成为道德主体心灵深处的道德律令。——译者）。”
◎ 兴趣
过度管制的又一个结果：当孩子感到被迫做事——或做事的方式受到过度管制时，会更容易变得对所做的事情兴趣索然，也更容易在面对挑战时半途而废。在一项有趣的试验中，家长受邀与他们正在玩儿玩具的幼龄孩子（2岁以下）一起坐在地板上。有些家长立即接管主动权，大声发号施令（“把这个积木放进来。不，不是那儿！是那儿！”）；有些则放手让孩子自己探索，仅在孩子需要时给予鼓励和帮助。之后，这些孩子会得到新的玩具，这一次家长不在身边。结果一旦只剩下他们自己，那些管制型家长的孩子更容易放弃新玩具，而不是试图找到新玩具的玩法。
大约10年后，一项以6~7岁儿童为对象的调查研究也产生了类似结果：相比家长控制少的孩子，那些玩儿的时候受到家长管制（告诫、批评、表扬）的孩子看起来对所做的事情缺乏兴趣，他们独自玩玩具的时间更少，并且说这些玩具不好玩儿。
◎ 技能
首次有关孩子兴趣减弱的调查研究可回溯至上世纪80年代中叶，发起人是德齐和瑞安的学生温迪·格罗尼克（WendyGrolnick）及其同事。约20年后，格罗尼克再次发现专制家长不仅令孩子对其所做的事情兴趣索然，同时还使得孩子拙手笨脚。这一次，她将调查对象锁定在三年级学生及家长，让他们共同完成两项类似于家庭作业的实验任务（①地图的使用；②给诗歌押韵），之后再要求这些学生单独完成类似的任务。结果显示：管制型家长的孩子单独完成作业的能力较差。 [7]
有趣的是，当听到研究人员说自己的孩子将要在两项任务中被检测出做事能力时，对孩子施以过度管制的家长（至少在诗歌作业中）也会感觉到被控制。老师也一样：要求他们“提高教学水平”，他们就变成了军营教官；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是：这些老师的学生成绩比教室氛围不那么强调自上而下“问责制”的学生成绩更差。
格罗尼克所著的《家长控制的心理》（ThePsychologyofParentalControl）内容实用、简明扼要，书中在对大量研究结果进行总结之后证明，“专制型养育导致孩子较低的内在动机、较差的价值观和道德感内化、较弱的自我调节能力”以及较差的自我感觉，更不必说“对亲子关系造成的不良副作用”。她补充道：“这些因素不仅关乎孩子的成长和幸福，还关乎他们能否在人生道路上成为快乐、称职的成年人。”她在对相关数据进行反复研究后强调，尽管孩子在不同年龄有不同需求，但无论哪个年龄段，过度管制都会造成破坏性影响；虽然养育模式的确会随种族、阶层和文化背景而有所不同，但过度管制的负面影响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当然，过度和过多这样的字眼会引发人们质疑有没有理想的控制程度。我的回答是，弄清什么行为有利于孩子应该是一个定性研究，而非定量研究。如何定义控制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寻找取代它的养育办法，而非仅仅削弱控制。比如，孩子的生活需要秩序——有些孩子需要的比别人多——但这并不等同于他们需要适量的控制[8]。如何才能参透其中的差别？这里的确存在一些灰色地带，但一般说来，合理的秩序应以一种灵活的方式、不附带不必要的约束、在必须时给予孩子，并且尽可能让孩子参与其中。这样做的结果给孩子的感觉与使用强制或强加意愿完全不同，后者通常被定义为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