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家长的生活以满足自己表现强势的需求为中心，从而躲避依赖他人的恐怖情境。他们控制他人的兴趣不仅局限于对孩子，他们还觉得有义务要证明自己比其他成年人更强；只是这种手段在对待孩子时更容易实现、也更易被社会所接受。开办融合教育（inclusiveeducation，是指让有特殊需要的残障学童在主流学校里，在得到适切及合理的支援下，与一般学童一起学习和成长。——译者）和非强迫性手段工作坊的诺曼·昆克（NormanKunc）指出，“我们所说的‘行为问题’通常都是合理冲突情景；我们管它叫作行为问题，是因为我们（比孩子）拥有更多的权力。”（你也跟配偶发生冲突，但你不能说对方有行为问题。）
有研究结果显示，暴虐的家长尤其倾向于“将自己看作是孩子邪恶意图的受害者。”但哪一个先出现？行为还是信念？或许，通过将自己视为受害者、或通过将孩子视为“操盘”黑手，“通过在孩子身上找到同样的负面动机，我们力图合理化自己的负面反应。”[4]
即使是绝不施虐的家长，也会受制于对控制的渴望和对失去控制的恐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发现有人半夜悄悄溜进家里，把我们那无助的婴儿调包为拥有独立意志的学步儿，令我们坐立不安：原本天真可爱的萌宝宝居然胆大包天、敢追求自己的意愿、并反抗我们某些要求了！我们能抵制住跟他斗智斗勇谋胜一筹的**吗？我们能把对婴儿的处置转变成与儿童的协作？这是一个考验，不是所有人都能过关。（再过十来年，孩子对自主的需求有了新的发展，我们要再次接受考验——而此时他们更大、更聪明、更少依赖我们，让他们服从我们，简直难上加难。）
我们的恐惧通常会导致我们对孩子决不让步，这是大错特错的。儿子3岁时的一天晚上，他以无动于衷和选择性倾听的方式，对我反复要求他停止游戏、脱掉衣服的话表示反抗。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自己脱掉衣服，要么我来帮他。他没有任何反应，于是我脱掉了他的衣服，将他抱到了楼上。他悲惨地、痛苦地、不可抑制地大声哭叫，嚷着他想自己做这些事；我（自认为温柔而讲理地）提醒他：他本来有机会自己做，但却没好好把握。可他依然在大哭，因为他才3岁，我不过是在自言自语。
现在，他想要回到楼下，穿上衣服，然后自己脱掉衣服。不，我告诉他，已经太迟了。我脑子里盘算着待会儿还要再脱衣服，而浴室的洗澡水正在变凉；可他还虑不及此，也不打算就此翻篇儿。我们陷入了僵局——直到我意识到自己和他一样不讲理；我的固执己见不仅造成了两个人的不愉快，同时也是在浪费时间。于是我们选择了他的做法：一起下楼、一起穿上衣服，他自己脱掉衣服，我们再一起上楼，他自己洗澡。结果是，我对放弃控制的抵抗，害得我们花了一两个小时才让他重新露出微笑，我们握手言和。
◎ 害怕被评价
有些家长生活在对他人的恐惧当中：他们不仅担心朋友和亲戚、也担心不知名且无处不在的陌生人，总之就是一个笼统的“别人”，会如何看待自己的孩子和养育技巧。当这种恐惧伴随前两种恐惧一起出现时，家长会尤其感到虚弱无力。即使是相对自信的家长，有时也不免会担心某地某人会这么想，“天哪，那个妈妈真不知道自己该干吗，瞧瞧她孩子那德性吧！”
想想我们对孩子做的多少事，源自我们对他人如何看待我们的焦虑。某个成年人将某样东西放到孩子手里时，我们会大声催促孩子“快说谢谢！”——表面上这句话是对宝宝说的，即使很明显他还不会说谢谢，甚至年龄太小了，还不能模仿我们做出的榜样；而我们真正的用意是通过孩子向那个成年人说话，让对方明白我们懂礼貌，也知道养育孩子的正确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