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不安的第二个结论是家庭成员数量。一般情况下，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如果是3—4个人，将相当稳定，单一成员死亡风险将不构成重大冲击。很遗憾，在全世界任何一个中等收入以上国家，这都不可能实现。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一国劳动力进入市场的年龄会延后，家庭规模也会逐步缩小。
国内家庭脆弱性与家庭规模呈现倒 U 型相关，3人和4人家庭的经济脆弱性程度最高，可能的解释是家庭中孩子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很大。一旦户主或配偶死亡，会严重影响家庭消费。5人以上家庭经济脆弱性程度较低，表明家庭规模效应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脆弱性 【 唐玉生，《现代教育管理》，2020年1月15日。】。
现实中我们绝大多数家庭都是3—4人，城市基本没有5人的家庭。80后独生子女这一代尤其如此，一二线城市绝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高收入成员，稳定但存在一定问题；三四线城市的小康之家的家庭成员工作都在体制内，收入也谈不上高，更不用说应对非正常死亡风险。
至于四个钱包，靠的是多年积蓄为下一代家庭添把柴火，哪怕是最高的额度，每月退休金也不可能超过1万元，这点钱能维持自身生活、应对个人健康风险就不错了。更糟糕的是，老年丧子历来被视为人生最大的悲哀，下一代非正常死亡风险带来的打击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经济上都无法接受，在家庭内部不可能共御风险。
第三个考虑的因素是家庭成员年龄。通常来说，户主年龄为25—35岁的家庭经济脆弱性程度最高，户主年龄为35—44岁的家庭经济脆弱性程度略有降低，其余年龄段的家庭经济脆弱性程度明显较低 【 《中国广告》，2015年5月15日。】。
实际上并非如此。
25—35岁属于青壮年，收入一般呈增长趋势，即使家庭遇到非正常死亡的威胁也能有时间恢复。最简单的，生者会重新组织家庭，生活也将重新开始。
35岁之后工作和收入趋于稳定，家庭积累理论上也越来越多。很遗憾，上述论断在很多情况下只停留在理论上，35岁是家庭负债刚刚开始，近年来，随着家庭杠杆率不断增长，虽然家庭资产变得逐渐丰厚，但另一方面是负债以更高的速度增加，积蓄反而变得极少或者根本没有积蓄。
第四个因素是教育水平，结论也与大众认知正好相反。
户主受教育水平与家庭经济脆弱性程度呈正相关，也就是说，受的教育越高，死亡对家庭的打击就越大。
更糟糕的是，这一趋势基于教育水平单一家庭特征。如果不同家庭特征指标之间交互影响、交叉考虑，比如，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其收入可能也相对较高，又是独生子女 【 曹凯，《中国医院院长》，2019年1月1日。】，这样就有可能产生遮掩效应，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可能收入更高，在两个因素叠加之下，这样的家庭时刻危如累卵。
尤其对社会精英层来说，985大学毕业，找份好工作，有份稳定收入，更需要关注非正常死亡风险，为自己和家人做好保障。
最后说一下，表中数据显示出不同收入水平、家庭规模、户主年龄和户主教育水平等家庭特征分类下，死亡风险给家庭消费水平带来的波动性非常高 【 盛涛，杨静逸，《教育现代化》，2019年12月31日。】，任何一个分类下该比例均高于85%。
换句话说，在任何一个群组，一旦出现死亡风险，人均消费能力会急速下滑，家庭几乎可以说肯定被折叠。
理财，首先就要关注第一个问题——如果我死了，家人怎么办？
毕竟死亡对全世界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最公平的事儿，意外死亡则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无分贵贱良莠。风险管理虽然不可能降低非正常死亡概率，却能够让生者获得生活的保障与安慰。
应对死亡，最常用的工具有两个，储蓄和寿险。
储蓄这里就不说了，各个家庭就算收入相同，但有很多原因会导致存储能力不一致。两对夫妻，都在同一个公司，都是同一个职位，都有同样的收入，但是，一对夫妻是从农村走入城市，一对夫妻父母就是本地小康之家，两者储蓄能力就根本无法比较，很难去定量测度。
这里只说寿险。先来告诉大家，寿险是对冲死亡风险的重要金融工具，也是应对死亡风险最大的保护伞。寿险虽然不能打破那堵向上无限高、向下无限深、向左无限远、向右无限远的死亡之墙，但可以通过做空身体状况和死亡，以小成本、高杠杆获得巨额赔偿，当损害发生时，将伤害降低至最小。
平时积攒一点力，难时收获众人帮。保险通过集中个体的力量，完全可以弥补死亡带来的巨大冲击。
很遗憾，国内城市居民家庭寿险保障的拥有率仅为15%（农村没有调查数据，可想而知，肯定更低），远低于美国家庭的84%。
这样的数据起码说明，85%的人非但未能通过寿险对冲死亡风险，就连寿险的其他功能也未享受。出现这样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源自投资者对保险的误解。请摒弃这些误解，给自己一份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