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爱因斯坦闻听自己建议研制的原子弹在广岛上空爆炸，几万无辜百姓瞬间灰飞烟灭，不觉痛心疾首，大声呼吁科学家要带头设法禁止核武器的使用。从此以后，禁止使用核武器便成了一场世界性的和平运动。
这时我们有必要特别补叙一下奥本海默的故事。奥本海默被任命为美国原子弹研制负责人，被称为“原子弹之父”，但是坚决反对用原子弹杀人。原子弹在日本投放后他一直处于忧虑和焦急之中，杜鲁门总统接见他时，他竟失声痛哭，说：“我们的手上沾满了鲜血。”1946年3月16日，他代表美国参加联合国原子能会议，发言时又说：“主席先生，我的这双手沾满了鲜血……”这使美国政府大为恼火，1953年12月23日正式起诉他为共产党分子，是苏联的间谍，以后受到长达十年的坐牢、监视迫害。1965年他患了癌症，1967年2月18日去世，终年六十二岁。全世界不会忘记这个伟大的和平战士。
科学是一把锋利的宝剑，人们得到它可以披荆斩棘，去为幸福的生活开辟坦途，也可以同类相残，制造灾难；科学是一把打开自然宝库的万能钥匙，人们用它来取得光、热、电，创造新的文明，但也能用它放出邪恶的火，制造罪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人们还只能用老式的枪炮对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便能用飞机轰炸，用潜艇偷袭。全世界死于两次世界大战的人便有五千一百二十万人。科学为战争造就了最强大的杀人武器，就是那个爱因斯坦后悔不迭的原子弹，但是科学也在这时发现了一件救人免于死亡的法宝——青霉素。
话说1943年春天，正是太平洋战争紧张之时，美国在各处的伤兵源源不断地送回国内，拥进伯利汉城的柏西乃尔陆军医院。这本是一个拥有两千五百张病床的、世界上少有的大医院，但是现在连走廊上都挤满了伤员。他们大都是枪伤、炸伤或烧伤，缺臂少腿惨不忍睹。院长正在巡视现场，他只能在横躺竖卧的伤员堆中跨行。他看着他们渗出鲜血的绷带，听着大呼小唤的呻吟之声，更是愁肠百结，哭天不应。他知道这些小伙子说是被送来这里抢救，但实则是来排队等死。伤员送来之前，伤口几乎全部感染，病菌吞噬着肌肉，侵入骨骼，侵入血液，病人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而医生却束手无策。因为他们能用的最好的消炎药便是磺胺了。但这种药大量杀伤人体的白血球，反倒削弱了病人的抵抗力，加快了病人的死亡。
这天，从波士顿来了一位青年医生，他自称带来一种“神药”，可以让这些伤员起死回生。院长不信，但是这些伤员再无其他办法可救了，他便选了四十九名严重骨折的病人来试试看。他们的骨片都已刺出皮肤，伤口严重感染，医生用这种“神药”消除炎症，挖去死肉，缝合伤口，果然再未感染，其中的四十二人竟很快出院。他们又把这种药用于骨髓炎、脑膜炎、血液中毒等，结果接受治疗的二百零九人就有二百零六人活了下来，并很快出院。这真是一个奇迹！院长握住青年医生的手高兴地说：“年轻人，您从哪里发现的这种‘神药’? ”
“不，这种药的发现者是一个英国人，他叫弗莱明。可惜它现在还不能大量生产。我这次带少量样品来，就是希望能引起军方对这种药的重视。”
弗莱明
亚历山大·弗莱明1881年生于英国的洛克菲尔特，他在医学院毕业后专门要求到圣玛丽医院实习。说来这个原因很可笑，因为圣玛丽医院的水球队水平很高，而弗莱明酷爱这项运动，于是便投奔这里而来。他实习成绩优异，医院要留他任住院部医生，可是这时细菌部正在组建射击队，弗莱明对体育无所不好，射击也是一把好手，于是他又被细菌部主任从住院部挖了过来。谁知他这个从游泳到射击的业余爱好的转变，倒促成了他从医生到细菌研究者的专业的转变。柏西乃尔陆军医院得救的伤员，倒是真应该感谢他那浓厚的射击兴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