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作这样的选择，一定是每位母亲最害怕的事情，”37岁的特里斯说，“但是我的心情异常平静，我极其希望这个孩子能成活，即便这意味着我自己生命的丧失。难道这不就是每位母亲的本能吗？”
在1995年，前药剂师特里斯被诊断为患非何杰金氏淋巴瘤——一种淋巴腺癌，当时她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
经过一年多的化疗，特里斯的病情得到了局部的缓解，但是结果并不像医生所期待的那样令人满意。在专家们决定下一步将如何尝试治疗时，特里斯也有了一段休息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她与保罗到土耳其一起去度假。在土耳其的那段时间里，他们看到了一对黄金的结婚戒指，当即就买了下来。
“结婚是我们经常谈论的问题，”特里斯说，“我们都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结婚的，但是结婚戒指是使它成为现实要走的第一步。”
然而，他们回来后，结婚的计划不得不向后推延。医生在特里斯的身体里发现了另一个肿块，并决定尝试更大胆的化疗程序。
可是，在新的化疗开始之前，特里斯急切地想知道她是否能有自己的孩子。于是她去作了检查，但是检查的结果显示，她血液中的激素含量太低，使她不可能怀孕。“非常奇怪的是，这一消息丝毫没有对我产生困扰，”她说，“尽管医生说我永远也不会有自己的孩子，但是我认为那是不能相信的。”
几个星期后，新的化疗程序开始了，但是两周后，特里斯有了异常的感觉。具体她也说不清，但是她的身体告诉她有了一些变化。兴致一来，她决定作个家庭怀孕测试。
“那事就发生在我被告知不能怀孕的两个月后，我就是有那么一种感觉，”特里斯说，“逻辑上讲我是不能怀孕的，可是孕检的结果是阳性。我怀孕了——是我们的孩子。这是这几年来我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一时间，所有疼痛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在我体内生长的新生命，母性的本能使我不顾一切地去保护她。”
“我不再考虑癌症、化疗，以及我们孩子之外的其他任何事情，直到医生对我下了最后的通牒。”特里斯可以继续她的癌症治疗，但这将意味着她的孩子会流产；或者她选择停止治疗继续妊娠，任由癌细胞自由地扩散。
“我丝毫也没有犹豫，”特里斯说，“我知道我这样做冒着很大的危险，但是我已将它置之度外。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知道保罗为我的疾病担心，而他也知道我是多么想要这个孩子，事实上是我们两个人都很想要。”
“或许，我的这一决定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是最痛心的事情——我是他们最小的孩子，他们是那样害怕失去我。我宁愿为我的孩子献出生命，我知道父母也会为我这样做的。”
在没有并发症的情况下，特里斯幸运地度过了孕期。“我的精力和活力比前几年更充沛。如果说医生为我的疾病开出了一剂良药的话，那么怀孕就是那剂药。我用了10个小时才生下我的孩子，但我没吸一口氧，没用任何止痛药——我宁愿接连生10个孩子，也不愿意作一个疗程的化疗。”1998年5月8日，凯特琳安全健康地出生了，而特里斯的癌症依旧在局部的控制之中。但是五个月后，特里斯在她的脖子上发现了一个肿块，淋巴癌又复发了。
“我恐惧至极，”她说，“我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凯特琳。我害怕我不能陪在她的身边。没有了妈妈，她该怎么办？”
特里斯又开始了另一个新的化疗程序。一边要照顾孩子，一边作化疗，这对于特里斯是很劳累的。但是短短的六周之后，特里斯战胜了癌症。
“我几乎不能相信，”她说，“化疗了这么多个月之后，我非常惊讶这次能有这么快的疗效。我觉得我是如此的幸运，在我的身上又赋予了一次新的生存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