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这样一个命题，“爱丁堡在伦敦以北”。我们由此得到一种两个地方之间的关系，显然，这种关系独立于我们对它的认识而存在。当我们知道了爱丁堡在伦敦以北时，便知道了一件只与爱丁堡和伦敦有关的事情：知道了这个命题，但并不是由于我们的知道它才为真，恰恰相反，我们只是了解了一个在我们知道它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事实。纵使没有人类知道南北，纵使宇宙之中根本没有心灵存在，爱丁堡在地球上所处的地面一定会在伦敦所占地面以北。当然，许多哲学家可以使用贝克莱或者康德的理由来否定这一点。但我们已经考虑过这些理由，并且认为它们是无效的。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认定，爱丁堡在伦敦以北这一事实并没有任何精神的东西作为其前提。但这一事实涉及“在……以北”这个关系，而“在……以北”是一个共相；如果构成事实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在……以北”确实涉及精神方面的东西，那么整个事实就不可能不涉及精神方面的东西。因此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关系恰如它所涉及的那些关系项，并不依赖于我们的思维而存在，它属于思维能理解但不能创造的那个独立的世界。
然而，这个结论又遇到一个困难：“在……以北”这个关系似乎不是爱丁堡和伦敦那种存在意义上的存在。如果我们问：“这种关系存在于何时何地？”答案一定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没有任何地点或时间可以让我们找到“在……以北”这种关系。它在爱丁堡并不比在伦敦更多，因为它联系着两者，并在两者之间是中立的。我们也不能说它在某个特定时间存在着。而所有能被感官或内省所理解的事物，都存在于某个特定的时间。因此，“在……以北”这个关系与上述这些事物有根本区别，它既不在空间里，也不在时间里；它既不是物质的，也不是精神的。然而，它确实是某种东西。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共相所具有的非常特殊的存在，才使许多人把共相视为精神的。我们可以想到一个共相，而此时我们的思维就像任何其他精神行为一样，其存在也是普通意义上的存在。例如，假设我们正在考虑“白”，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白”是“在我们的心灵之内”的。此处我们又遇到第四章讨论的贝克莱所指出那种模棱两可的问题。严格说来，我们心灵中存在的并不是“白”，而是思考白的行为。我们同时注意到，“观念”一词的模糊性，在这里引发了困惑混乱。就“白”这个词的一种意义而言，即在它表示思考行为的客体的意义上而言，“白”是一个“观念”。因此，如果不注意避免以上提到的这种模棱两可，我们可能会认为“白”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观念”，即把它认为是一桩思考行为；这样，我们开始认为“白”是精神上的，但在这样思考时，我们剥夺了它的共相性的基本性质。一个人的思考行为与他人的思考行为必定不同；一个人在某一时刻的思考行为与他自己在另一时刻的思考行为也必定不同。因此，如果“白”是与它的客体相对立的思想，那么不同的两个人就不能对它加以思考，同一个人也不能思考它两次。许多不同的关于“白”的思想所共有的东西，就是它们的客体，而这个客体又不同于所有这些思想。因此，共相不是思想，尽管它们是作为思想的客体才被人们认识。
我们将会发现，只有事物现存于时间之内时，即我们能够指出它们存在的某个时间时(这不排除它们永远存在的可能)，我们才肯轻松断言它们是存在的。因此，思想和感觉、心灵和物质客体，都是存在的。但共相并不在这个意义上存在；我们可以说，它们是持续存在的或一直实在的，在这里，“实在”是超时间的，是和“存在”相对的。因此，共相的世界也可以被描述为实在的世界。实在的世界是永恒不变、严格刻板、确切严谨的，对于数学家、逻辑学家、形而上学体系缔造者及所有热爱完美胜过热爱生命的人来说，它是令人愉悦的。而存在的世界是短暂即逝、模糊不定的，没有确切界限，没有任何明确的计划或安排，但是它包罗了所有的思想和感觉，所有的感觉材料，所有的物质客体，所有好的或坏的、能影响生命价值和世界的事物。根据我们的秉性，我们会偏爱思考共相的世界和存在的世界中的某一个。我们所不喜欢的那个世界，很可能只是我们所喜欢的那个世界的朦胧映像，在任何意义上这个映像都不值得被视为真实的。然而事实上，这两个世界都要求我们同等地注意，两者都是实在的，两者对形而上学者是同等重要的。的确，我们一旦把这两个世界区分开来，就有必要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了。
但是首先得考虑我们对共相所具有的知识。下一章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将会发现，关于共相的知识可以解决先验的知识问题，最初正是先验的知识问题促使我们思考共相。
[1] 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于1649年1月被砍头。这是一桩在历史上确定发生过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