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治印一学纯属外行，天意安排，我却有一个内行朋友，这就是治印大家李元茂。
初中时我与元茂是同学，前后桌，感情甚笃，所留记忆不多，唯顽皮淘气而已，常被老师点名。忽一日，他说要参军，一脸稚气、一身新军装是我对他少年时的最后印象。四十多年后，我们在北京见面，他已是金石书画方面的专家。
他现在的头衔是我国知名的书画鉴定家、书法家、治印家，央视《鉴宝》专家，西泠印社社员。他生长在山西，是山西金石书道事业的开创者，1983年与同仁们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研究金石书画的专业机构“山西省金石书道研究所”，填补了我国该专业机构上的空白，其人其事已载入《中国印学年表》。这是山西自明末傅山之后，三百年来被印学史册入载的第一人，也是山西加入西泠印社的第一人。他曾任海南省博物馆业务馆长，现定居北京。
老友重逢，一言难尽。我就设一饭局，顺便向他学艺。
我说：“我们弄文字的，千言万言还不能尽其意。画家动辄六尺八尺宣，甚至百米长卷，也不能收其景。一印章，方寸之间，能容下多少学问？多少思想？”
他说：“作家、画家取材用纸，印人取材用石，石是印的载体，印料与印章之间有本质的内在关联。石不上等，则印不入流。未曾刻字，石上就分高低。这一点比写文作画还讲究。”
他对国内出产的四大名印石及其各地产的小矿坑的印石研究多年，只要看上一眼，就能知道它产于某地、某坑、某洞。他多次赴寿山、青田、昌化实地考察印石，采集标本，有一次为向石农学艺，在产地坑边一住三个月。对石中之王——田黄的鉴定研究，他更是付出了近一生的心血，发表了多篇关于田黄石鉴定的专业论文。2002年他还出版了专著《名石治印》一书，专门论及各个印章石的品级。那时候在国内还没著作论及印章石的好坏，这本书为后来一系列的专著开启了先路。
我说：“印章符号而已，哪有这许多讲究？”
他说：“这符号是祖先留下的文字符号，不敢造次。治印，最起码不能刻错字。你先得敬先礼贤，继承前人，把这些符号弄清楚，才敢说创造。”
他在入印文字上下过很大功夫，古代有关篆字的各种器物：两周钟鼎器，先秦的石鼓、绎山，汉代缪篆石刻及清人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等篆书他无所不临。为记住篆字造形，他曾临写《说文》十遍。后来他不但能把说文五百四十部首背写下来，弄清古文字中形、音、义的关系，还能发现其中的问题。他在1972年遇到了一位文字学方面的高人，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张颔先生。当时张先生刚从牛棚中放出来，他就拜其为师，张先生介绍给他的学术著作是王国维著的《观堂集林》，并且告诉他说：“一个篆刻家，既要是一个书法家、一个画家，还要是一个文字学家。”从此，他跟随张先生师法清乾嘉学派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王筠、朱骏声及王国维，用了十年时间来研究古文字考据学。他还弄清了先秦各国古文字的来龙去脉。这为他以后步入全国印坛之林奠定了深厚基础。但是他说，他只愿意做印人，做书画鉴定家，不愿意做专门的古文字学家。他研究古文字只是为篆刻打基础，起码不要写错字。上世纪80年代他曾专门发表《篆刻中篆字错写问题》的论文。其专著《名石治印》中，他对其所刻印的每一个字，都要考证出来龙去脉。
我说：“同是艺术，人家张艺谋搞奥运开幕式，运动上万人，何等风光；你戴一副老花镜，伏案雕虫凿米，怎耐得这种寂寞？”
他说：“艺术不分高低，学问只要精深。只要钻进去，就其乐无穷。篆刻这一脉源远流长，永续不断就是明证。再说，现代艺术也离不开传统，奥运会取篆刻作徽标就是最好的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