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书上都一遍又一遍讲着这样的故事：游子离乡前总要在身上带把土，华侨一归国门先俯身吻一下脚下的土。黄土是母亲，是永远亲不够、忘不了、放不下的啊！但是现在，凤阳农民面对这大片的土地，这属于自己的土地，却怎么也提不起心劲儿。书中记载，有老少父子二人干脆逃离这块大地，在深山里自耕自食，反而丰衣足食，向国家交余粮。金寨县金桥大队地处深山之中，1962年就私自实行包产到户，直到1980年全省推广承包制时，才发现这个世外桃源丰衣足食，已经十八年了。事实上在小岗之前，安徽就先后有三次“包产”**。1957年称“包产到户”，1959年称“五包六定”，1961年称“责任田”。但三次都是肚子一饿就试行，肚子稍饱就停止。因为我们总觉得这样做是资本主义。但是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中国出了邓小平，他在黄山之巅，果敢地一声拍板，宣布了农村生产关系的革命。到1984年底，实行了二十六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终于取消。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要是没有马克思，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不知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多少年。今天，当我重返凤阳大地时，深切地感到，要是没有小平同志，我们的农村改革又不知还要再推迟多少年。
车子离开皇城和朱家祖陵，沿着柏油大道在这20世纪末的秋风中疾驰。我脑子里总是闪过那十八个红手印，它忽而叠印在皇城的断墙上，忽而在西风古陵前的石人石马上，忽而又落在小岗村崭新的院落旁。在中国史书上和文学作品中，手印的使用大概是穷人的专利。富人有石刻、玉制甚至金制的名章可用，皇帝则用最大的传国玉玺。只有穷人，穷到一贫如洗，穷得只剩下干活卖力的十指，和指肚上的手印。像杨白劳卖喜儿被强按手印一样，穷人的手印总是做着无奈的挣扎或最后的抗争。在20世纪70年代末，凤阳这个曾经出了一个农民皇帝的地方，十八条汉子，捋臂挽袖，伸出十八个手指，把它深深地印在这片黄土地上，然后相约“苟富贵，毋相忘”。这是中国农民发起的改革，是中国农村的革命，革掉那些不合理的体制，革掉束缚生产力的生产关系。
这是一次人民对政府的批评，农民伸出他们的泥手，在我们的失误之处重重地按了一记小岗村包产到户契约手印。我们虔诚地接受了这一记指责。就像当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听了农民一句尖刻的批评，宽厚地减去公粮四万担。现在我们面对这张血红的手印，自省自责，一下松去农民身上“左”的生产关系之绑。我们这个民族历来有下面犯颜直谏、上面从善如流的好传统。在中国农村这一个“包”字的三起三落中，上至中央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等同志，下到县委书记、公社干部等都有中肯的意见，都有长长的谏书。《起点》一书中就收有数篇，最长的达一万言。但最有力的却是这张印有十八个红手印的巴掌大的纸片。古有文谏、武谏，甚至血谏，这是“土谏”。凤阳农民怀抱一块黄土，包定这块黄土，苦呈一种治国兴邦之策。我又想起了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同志那段著名的对话。黄说，一个政权怎么永葆活力？毛说，靠群众，靠民主，其言至真。只有共产党才是真心想为老百姓办事，有错就改，而一旦我们解开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锁链，停止了在空想社会主义大海中的穷过渡，就立即如有神助，到达了胜利的彼岸。你看小岗不是一年超过五年、二十年吗？你看中国广大城乡这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不是天翻地覆了吗？我们的党、我们的政权又焕发了活力。
凤阳，真是一个中国农村问题的实验室和博物馆。
阅读指导
文章发表在《人民文学》1999年第五期。新时期农村改革的起点是安徽凤阳小岗村事件，文章写作者采访小岗村的过程和思考，写出了小岗村在新时期改革史上的意义，思考了土地、群众、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政权活力等改革的理论问题。
现象复杂、问题深刻，如何将难以处理的理论问题讲清楚，是作者构思时要面对的难题。作者用如椽巨笔，精心选择了一条线索作为着眼点和发力点，将历史、政治、经济、农村、政权、改革等融汇在一篇文章之中，引导人们深刻认识那段历史。这个线索就是小岗村十八户农民为了包干种田而偷偷盟誓按的鲜红手印。
作者努力想找回当年贫穷凋敝的影子，穿过迎街的新房，左拐右拐才找到两间残留的泥草房。想找一两个参加过盟誓夜会的旧人，只找到一位叫严金昌的，就在他家的新房大厅里扯开家常，当年为了解决饿肚子被逼才找到这条能救人活命的办法。
作者又参观了朱元璋的皇城废址、龙兴寺和发家后为其父修的陵，思考到历来农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能有一块种谷打粮的土地，土地问题向来是维系民心、维系国家安全的基础，农民被公社这根绳子捆在土地上，出工不出力，这种不切实际的生产关系已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十八个手指印是中国农民发起的改革，是中国农村的革命，革掉那些不合理的体制，革掉束缚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并进而揭示和提醒：这是一次人民对政府的批评，农民伸出他们的泥手在我们的失误之处重重地按了一记。好在党和政府虔诚地接受了这一记指责、这次“土谏”，党和政权又焕发了活力。最后总结这张纸片的意义，“是一个中国农村问题的实验室和博物馆”。
文章资料丰富，为揭示道理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如安徽之前先后有三次“包产”的**，表明了农村和地方政府自发地就有改进生产力的要求和措施；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就用过四百多种计工办法，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典型事例；邓小平对万里说的话，标志着成熟的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摆脱“姓社姓资”的字面纠缠，要一心发展生产力。1945年黄炎培与毛泽东的对话，一个政权要永葆活力，只有靠群众，靠民主，揭示了变革力量之源，也赞扬了邓小平的破除束缚给政权带来了新的活力。没有这些纵横资料，就难以显示小岗村手印的意义。即使皇城与皇陵的参观记，也不是多余的，显示了历朝历代土地问题都是农民的首要问题，突出了这一问题的历史性和严重性，从而烘托了手印的改革意义和纳谏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