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8年宋西北的夏建国，赵元昊称帝，宋夏战事不断。边防主帅范雍无能，1040年仁宗不得不重组一线指挥机构，任命范仲淹为陕西经略招讨副使（副总指挥）赶赴前线，这年他已52岁，这之前他从未带过兵。范仲淹一路兼程，赶到延州（今延安）。延州才经兵火，前面三十六寨都被**平，孤悬于敌阵前。朝廷曾先后任命数人，都畏敌而找借口不去到任。范说，形势危急，延州不能无守，就挺身而出，自请兼知延州。范仲淹虽是一介书生，但文韬武略，胆识过人。他见敌势坐大，又以骑兵见长，便取守势，并加紧部队的整肃改编，提拔了一批战将，在当地边民中招募了一批新兵。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密令19岁的长子纯祐偷袭西夏，夺回战略要地“马铺寨”。他引大军带筑城工具随后跟进。部队一接近对方营地，他就令就地筑城，十天，一座新城平地而起。这就是后来发挥了重要战略作用的像一个楔子一样打入夏界的孤城——大顺城。城与附近的寨堡相呼应，西夏再也撼不动宋界。夏军中传说着，现在带兵的这个范小老子（西夏人称官为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不像原先那个范大老子（指前任范雍）好对付。西夏见无机可乘，随即开始议和。范以一书生领兵获胜，除其智慧之外，最主要的是这种为国牺牲的精神。
范与滕宗谅（字子京）的关系，是他为国惜才，为朋友牺牲的例证。滕与范仲淹是同年的进士，也是一个热血报国的忠臣。西北战事吃紧时滕也在边防效力，知泾州。当时正定川一役大败之后，形势危机。滕招兵买马，犒赏将士，重振旗鼓。范又让他兼知庆州，亦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正因为他干事太多，就总被人挑毛病，有人告他挪用公款十五万贯。仁宗大怒，要查办。但很快查明，这十五万贯钱，犒赏用了三千贯，其他皆用于军饷。而这三千贯的使用也没有超出地方官的权力规定范围。但是朝中的守旧派，咬住不放，乘机大做文章，宰相等也默不作声。范这时已回京，他激愤地说，朝廷看不到边防将士的辛苦和功劳，一任有人在这些小问题上捕风捉影，加以陷害，这必让将士寒心，边防不稳。他力保滕宗谅无大过，如有事甘愿同受处分，这样滕才没有被撤职。但在庆历四年（1044年）滕还是被贬到了岳阳，这才有后来《岳阳楼记》这一段佳话。如果没有当年范对滕的冒死一保，政治史和文学史都将缺少精彩的一笔。可知范后来为他写《岳阳楼记》，本身就是一种对朋友、对正义事业的支持，而这是要冒风险、付代价的。他在文章中叹道：“微斯人，吾谁与归？”他愿意和志同道合的战友一起去为事业牺牲。
任何革命的、进步的团体和事业，都是以肝胆相照的人格精神为基础凝聚力量、团结队伍的。不要奸滑，只要忠诚。**中“四人帮”制造了“61人叛徒集团”，诬刘少奇为内奸、叛徒。周恩来1966年11月22日致信毛泽东：“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周站在大会堂门口厉声说：“你们要揪，就从我身上踩过去。”而康生对借“伍豪事件”整周恩来却装聋作哑。
我们该怎样做官——忧民、忧君、忧政的为官之道
范仲淹对政治文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一个“忧”字上。《岳阳楼记》产生于我国封建社会成熟期之宋代，作者生于忧患，成于忧患，倾其一生和一个时代来解读这个“忧”字。好像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转折时期，专门要找一个这样的解读人。
范仲淹的忧国思想，最忧之处有三，即忧民、忧君、忧政。也可以说这是留给我们的政治财富。这是每一个政治家都要面对的问题。
一、忧民。
他在文章中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就是说当官千万不要忘了百姓，官位越高，越要注意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