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精神中有一个亮点，就是人格精神的独立，不合我意就辞职而去。这在此前的封建社会不多，君臣纲纪甚严，还没有这个氛围；在之后的新中国也不多，先是无限服从，驯服工具，后又跑官保官，保既得利益。民国正当旧专制之打破，如“文革”之新专制还未成，大局虽乱，精英层的人格精神却还颇有几分靓丽。1929年，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恰逢学潮，蒋介石召见却不让座，问：“你是刘文典么？”刘怒：“‘文典’是长辈叫的，不是哪个都有资格叫的！”蒋拍桌子道：“无耻文人！你怂恿赤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大喊：“宁以义死！不苟且生！”欲向蒋介石撞去，幸被侍卫挡住。那时，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一言不合便辞职而去是平常事。本来，人一落地就有了生命，以后为了生活又谋一份职业，对官员来说这就是政治生命，一个官原来有两条“命”！但是人在官场身不由己，矛盾复杂，诸事纷繁，常逆我心。为表明心迹，到关键时刻除申明立场，据理力争外，有两个极端之法：一是辞职，自绝政治生命；二是自杀，宁死不从。一不要官，二不要命，还我清白，守住人格。**中自杀的多，辞职的却没有。因为政治生命这张牌早被人收走，你连以职相拼、相抵的资本也没有了，只剩下以死明志。刘少奇在被斗之初就提出带着家人回湖南或延安种地，但不得批准。政治猛于虎，宦海难自主。一个人，当你能自由表达意见时你不表达，就被绑上了战车；当你还能辞职跳车时你不跳，就被紧紧挟裹；当你连自杀的可能都没有时，就只有任人折磨了。
本来，这做官与做人说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当官职之事符合自己的做人标准时就做官，这时官是实现人格精神的道具，做人做官是一回事；当官职之事有碍个人的做人底线时就去官辞职，保持人格独立，这时做人与做官就是两回事。而人格精神总是超时空的，它会大大超越官职这个道具，而永留史册，任人评说。宋子文是曾跟着蒋政权反共反人民的，也曾留下骂名，但他绝不卖国，一事不合就愤而辞职，不保官求荣，只这一点就振聋发聩，足可存于青史了。试看现在的官员，虽然嘴上常发着牢骚，可有哪一个肯辞职明志？当然也有“辞职”的，但多是因贪污、失职的“被辞职”，真正坚守自己的做人操守有思想而主动辞职的鲜有所闻。可见官风日下，独立人格精神之式微。
阅读指导
这篇评论性文章，评论的对象虽然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但即事明理，作者写作意图是为现实生活服务，因此可以说是一篇思想评论。评论性文章是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对某个问题或某个事件发表意见，针对某种思想观念、思想倾向、思想作风进行剖析、评论的文章。
写评论的目的在于提倡先进思想，批评错误思想，分清是非、善恶、功过、美丑，褒功扬善，贬过弃丑，或者总结经验教训，提示事物的客观规律，从而指导人们生活、学习、工作等。评论性文章需要具备三大条件：评论对象要交代清楚，作者的观点要正确鲜明，对事物的分析要入情入理。
思想评论的结构一般是叙、析、评相结合。“叙”是指对作品内容的复述、介绍或引用，“析”是指对某种思想或者具体事件进行揭示的过程，往往是重在列现象、分敌我、明是非、挖根源、剖实质、指危害或议影响、谈前景等分析。“评”则是作者通过分析得到的结论，即一篇文章的中心论点。整篇文章侧重于“分析”，分析时一般要立足于原材料，就事论理。
本文由叙述宋子文怒辞外长的故事，分析评价“弱国无外交，但不一定没有硬臣”，由此赞扬“在民国精神中有一个亮点，就是人格精神的独立，不合我意就辞职而去”，又扩展到“做人与做官就是两回事。而人格精神总是超时空的，它会大大超越官职这个道具，而永留史册，任人评说”，并联系文革历史和当前官场现状，批评了“官风日下，独立人格精神之式微”的现实。即事明理，借古说今，有的放矢，针对性强；联系实际，以小见大；叙议结合，逐层深入。
作者分析时能多角度逐层深入地分析。从以蔺相如使秦来类比弱国强臣，挖掘宋子文权衡再三“保住了正气，保住了外交的面子”的心理活动，揭示“保住人格的底线”“这对个人来说是一种守节，对国家来说也是一种对外的抗议”的事件实质，点明“人格精神的独立”的事件意义，进行“一是辞职，自绝政治生命；二是自杀，宁死不从”的分类，对“做官与做人”“宋子文跟着蒋政权反共反人民”的辩证分析，从而全面深刻地分析了事件及其意义，使说理深刻，层次清晰，具有逻辑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