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右边的台子上躺着一个结实的大个头小伙子，头上缠着绷带，还浸出一点血。他的母亲在陪床，我闭目听妻子在与她聊天。原来工厂里有人打架，他去拉架，飞来一把椅子，正打在头上伤了语言神经，现在还不会说话。母亲附耳问他想吃什么，他只能一字一歇地轻声说：“想——吃——蛋——糕。”他虽说话艰难，整个下午却都在骂人，骂那把“飞来椅”，骂飞椅人。不过他只能像一个不熟练的电报员，一个电码一个电码地往外发。
我对面的一张台子上是一位农村来的老者，虎背熊腰，除同我们一样，手上有一根绑绳外，鼻子上还多根管子，脚下蹲着个如小钢炮一样的氧气瓶，大约是肺上出了毛病。我猜想老汉是四世同堂，要不怎么会男男女女、大大小小地围了六七个人。面对其他床头一病一陪的单薄，老汉颇有点拥兵自重的骄傲。他脾气也犟，就是不要那根劳什子氧气管，家人正围着怯怯地劝。这时医生进来了，是个年轻小伙子，手中提个病历板，像握着把大片刀，大喊着：“让开，让开！说了几次就是不听，空气都让你们给吸光了，还能不喘吗？”三代以下的晚辈们一起恭敬地让开，辈分小点儿的退得更远。他又上去教训病人：“怎么，不想要这东西？那你还观察什么？好，扯掉，扯掉，左右就是这样了，试试再说。”医生虽年轻，但不是他堂下的子侄，老汉不敢有一丝犟劲，更敬若神明。我眼睛看着这出戏，耳朵却听出这小医生说话是内蒙西部口音，那是我初入社会时工作过六年的地方，不觉心里生一股他乡遇故知的热乎劲，妻子也听出了乡音，我们便乘他一转身时拦住，问道：“这液滴的速度可是太慢？”第二句是准备问：“您可是内蒙老乡？”谁知他把手里的那把大片刀一挥说：“问护士去！”便夺门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