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入印文字上下过很大功夫，古代有关篆字的各种器物：两周钟鼎器，先秦的石鼓、绎山，汉代缪篆石刻及清人邓石如、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等篆书他无所不临。为记住篆字造形，他曾临写《说文》十遍。后来他不但能把说文五百四十部首背写下来，弄清古文字中形、音、义的关系，还能发现其中的问题。他在1972年遇到了一位文字学方面的高人，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张颔先生。当时张先生刚从牛棚中放出来，他就拜其为师，张先生介绍给他的学术著作是王国维著的《观堂集林》，并且告诉他说：“一个篆刻家，既要是一个书法家、一个画家，还要是一个文字学家。”从此，他跟随张先生师法清乾嘉学派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王筠、朱骏声及王国维，用了十年时间来研究古文字考据学。他还弄清了先秦各国古文字的来龙去脉。这为他以后步入全国印坛之林奠定了深厚基础。但是他说，他只愿意做印人，做书画鉴定家，不愿意做专门的古文字学家。他研究古文字只是为篆刻打基础，起码不要写错字。上世纪80年代他曾专门发表《篆刻中篆字错写问题》的论文。其专著《名石治印》中，他对其所刻印的每一个字，都要考证出来龙去脉。
我说：“同是艺术，人家张艺谋搞奥运开幕式，运动上万人，何等风光；你戴一副老花镜，伏案雕虫凿米，怎耐得这种寂寞？”他说：“艺术不分高低，学问只要精深。只要钻进去，就其乐无穷。篆刻这一脉源远流长，永续不断就是明证。再说，现代艺术也离不开传统，奥运会取篆刻作徽标就是最好的例证。”
李元茂追根溯源，在研刻中国古代印章上下了大功夫。他用半透明的日本美浓纸蒙在印蜕上，仔细摹写。刻了又磨，磨了又刻，足足刻了两千方汉印。他又对明代以后的流派印进行摹刻，凡是见到样式奇特的印式，或某书画家、鉴藏家的印鉴他都要特别仔细地摹刻下来。后来他觉得美浓纸的透明程度还不够满意，就用刻蜡版用的蜡纸加油烟墨、肥皂水，进行摹写，他用这种方法又摹刻了明清流派印与名家姓名印千余方。
1966年“**”开始，全国都在喊“毛主席万寿无疆”，他萌发了刻百寿印的想法，到处搜集古今关于寿字的资料，共收集了五百余个单独寿字，又将每方寿字印用他所涉猎过的印式刻出来，几乎每一方印都有不同的章法和刀法变化，终于在1968年夏天刻成了《百寿印存》组印。随着形势的变化，万寿无疆口号的退去，他从治印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这一庞大的组印，总感到是徒有其形，不得其神，便下狠心将其全部磨掉。
1977年中日恢复邦交之后，日本对华旅游开始，篆刻有了新用场。李元茂也开始忙于为外国友人治印、创作书法作品。这时他又想到了重新创作刻治百寿组印，这距离第一次创作已过了十年的时间，终于他在1978年第二次刻就了《百寿印存》。百寿印拓出来后，在友谊商店很是畅销，日本友人争相购买，有时一个旅游团人手一幅。随着百寿印名气的增大，他的名气也走出国门。1982年，中国新闻代表团就携带元茂的两件《百寿印存》赴朝鲜，作为金日成七十大寿的礼品。1985年，日本学者小岛信子出版《冬蔷薇》诗集，该书的封面用的是元茂的《百寿印存》。但他仍不满意，又磨掉重刻。到1994年，纪念邓小平九十寿辰全国书法篆刻邀请展，他已重刻完90%，拓出来参加了览展。会后，他仍觉水平不够好，就又全部磨掉。朋友们都想再看到他的百寿印，但他总说火候不到。这种“寂寞”还不知要守多久，我们期待着李元茂的百寿印存的第四次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