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只管形式，不管内容。但它可以和内容结合成更复杂的形式组合，达到更高层次的美，内外一致的美。在物品，如既实用又美观的设计；在人，则是外美加上内在的思想和能力，如居里夫人；在科学和思想研究，则是深刻的哲理加上简洁优美的形式，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公式，如范仲淹表述忧国思想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当然还有更多的好诗、好画、好歌。
怎样区分低俗、通俗和高雅
一次谈文化，有人问什么是低俗、通俗和高雅？我一时语塞。如果凭感觉来回答，当然谁都知道，再往深说，有什么理论根据呢？我就赶快回来查书和旧日的读书笔记，于是有了一点新的梳理。
谈这个问题先得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人是由动物变来的。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在最初的动物中发展出脊椎动物，“而在这些脊椎动物中，最后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界获得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于是人就有了两面性：动物性与人性；物质性与精神性。一般来说，“俗”是指人动物性、物质性的一面；“雅”是指人性、精神性的一面。
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分为三种。一是欲望关系，占有的欲望。如见美食就想吃，见好衣就要穿，一个猎人见了老虎就必定要捕杀它。欲望关系是以占有、牺牲对象为前提。二是研究关系，只想弄清对象的真相、规律，并不占有或牺牲它，这是科学的任务。如动物学家跟踪老虎，只是为了研究，绝不干涉老虎的行为。三是审美关系，只是欣赏，并不占有，也不想对它做更深研究。黑格尔称这为心灵的美感。它的特点是不把对象看作实用的个体，心中不起欲望，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只生起一种愉悦的美感。如观众看演出，旅游者看山水。我们从欣赏角度看老虎，也只欣赏它的花纹、雄姿，而绝不会有捕杀的欲望或研究的耐心。
就是说人面对一物会有三念：占有的欲望、冷静的思考和愉悦的欣赏，就看你选择哪一种。这三种念头第一种源于人的动物性、物质性，可称为“俗”；第三种体现人的精神存在，可称为“雅”。俗与雅之间还有一个过渡地带，这就是“通俗”。
人自身的两面性与对外的三种关系，使人在行为方面产生了六种精神需求，也可称为阅读需求，从低到高分别是：刺激、休闲、信息、知识、思想和审美的需求。大致说来，前两项刺激、休闲是满足物质需求的，可归于“俗”；后两项思想和审美是满足精神需求的，可归于“雅”。中间两项比较模糊，兼而有之。但最低、最高的两项，即刺激与审美的需求却是很典型的。刺激就是勾起人的欲望，满足人的动物性，是最低的一档。这是一切黄色、凶杀、打斗、赌毒类低俗作品的心理基础和市场基础。过去我在新闻出版署工作，人们常问，扫黄、扫黄，为什么总是扫不完呢？它不可能扫完。只要人动物性的一面还存在，人与外界的欲望关系还在，它就要寻求刺激、发泄与满足。我们只能把它控制在最低限度：不公开传播，不以营利为目的，不危害青少年。相反，这六种需求的最高一档，即审美需求则是来满足精神的心灵的需要，常表现为纯艺术。其代表如已被历史洗练、陶冶过的唐诗、宋词、古典音乐、名画及一切经典作品，它没有任何物欲的刺激，全在净化心灵，这无疑是最高雅的。但是人们食人间烟火，正常的欲望还是要的，还得有作品去满足他的休闲需求、信息需求、知识需求等，这里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这就是“通俗”。通俗的标准是不刺激人的欲望心理，但又不脱离人的物质的现实。所以纯艺术、纯思辨性的作品不在通俗之列，它归于高雅；另一方面，纯刺激性的作品也不在通俗之列，它归于低俗，或名粗俗、庸俗。
上面我们从接受角度，即人接受作品时的“两面性、三种关系、六点需求”，谈了低俗、通俗和高雅的存在基础，这样我们就知道社会上为什么会有三类截然不同的作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低俗的作品是从人的物质欲望出发，刺激并满足人的贪占、享用要求；高雅的作品是从愉悦人的精神出发，满足人的审美要求。低俗作品让人回归动物的、物质的一面；高雅作品让人升华精神的、道德的一面。
通俗则是低俗与高雅间的过渡地带。但我们一般说的通俗是有方向性的，它是指从高到低的过渡。就是说作品内在的思想、艺术（审美）水准已经很高，但是照顾到接受者的接受能力，兼顾到他的需求（通常叫大众需求），而采用了他能接受的方式。注意，这里的要害是“高起低落”，是从高雅的标准出发落实到一个通俗的效果，从而避免了低俗。如果反过来从低俗的标准出发，就会滑落得更低，而永远不可能达到通俗的效果。就像委派一个大学文化程度的教师去教小学，可以把小学生培养成人才；而委派一个小学文化程度的教师去教中学，则只能把人才教成废才。真正的好作品都是“高起低落”、深入浅出，专家学者看了不觉为浅，工人、农民读来不觉为深，这就是通俗。这方面著名的例子，文艺作品如中国的四部古典名著，现代作家老舍、赵树理的作品，哲学著作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文化贴牌无异于自杀
前几天张家界忽将自己最著名的景点“南天一柱”改名为“哈利路亚山”。原因是美国人拍了一部电影《阿凡达》，景区就慌忙把祖宗留下的真山改为电影里虚幻的山名，还自我壮胆说，这不是崇洋媚外，是为了发展旅游。这多少有点像一个贪官在外面包了二奶，又连忙解释，我真的是为了爱。在网民的强烈反对下，这个闹剧虽然收场，但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点文化思考。
这件事不由使人想起国门打开以来的“更名热”。商品改名，民族工业中许多著名品牌不见了；人改国籍，去年曝出一部《开国大典》电影中有众多中国明星原来已不是中国人。现在却要轮到中国的名山大川换洋名了，如此下去什么不能改？只怕长江要变成亚马逊江，泰山要变成冈底斯山，老子、孔子也改做老乔治、孔耶夫了。
记得改革开放初，民间戏将老歌词“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改为“夹着皮包回来了”。这不奇怪，同处一个地球，本来就是国与国之间的你我竞争，发达国家或经济攻势，或文化攻势，都是允许的，虚心学习也是应该。当年中国积贫积弱，高喊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现在我们早已主权独立，最近传来的消息经济实力也跃居世界前三位，但还有一个“自立”没有彻底解决，即精神自立、文化自立。外国人说，中国能出口电视机，但出口不了电视节目。张家界更名一事正透出了国人在文化方面缺乏自信。湘西的一座名山，人文有贺龙、沈从文、黄永玉等，自然风光，世界独一无二，现在巍巍秀峰、铮铮石岩却要弯腰去俯就一部外国电影，一个一关电源就什么也没有的虚影子。更何况，那个电影就是在张家界采的景，就像《红楼梦》里的元春，本来就是贾家的姑娘，才嫁到宫里没几天，再回娘家，全家人就要下跪。这是一种文化的自卑，在西方发达国家不大可能发生。明天英国、法国、日本再来拍一部电影，你改名不改？
向来，改用外来地名，大多是政治原因。如英国殖民者到处命名“维多利亚”。在那些人迹未到的地方，探险者总是抢先命名上本国名字。最近我们终于出版了一本中文命名的南极地图，宣示了我们的科学探险能力。还有一种情况是为了友谊，也是政治需要，如解放初个别城市的“斯大林大街”，现在还在沿用的“白求恩医科大学”。从来还没有听说过，把自己的名牌山水又贴上一个外来地名去发财的。恐怕钱还没来，异化的名字倒先引来消费者的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