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的《美学》，比较艰深难读，但他说出一个简单的道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为狭窄的庸俗的兴趣所束缚的欲望关系，另一种是对艺术品的审美关系，“人们常爱说，人应与自然契合为一体。但是就它的抽象意义来说，这种契合一体只是粗野性和野蛮性，而艺术替人把这契合一体拆开，这样，它就用慈祥的手替人解去自然的束缚。”社会为什么敬重艺术家？是因为他们那双慈祥的手。张艺谋的手似乎并不慈祥，他的作品中总是留恋原始、粗野和野蛮，乐此不疲，总喜欢把戏往下半身导。在高粱地里**，往烧酒锅里尿尿，打架斗殴踢屁股，就是秋菊男人被村长一脚踢伤，踢的部位也必须是**。这些当然刺激，如黑格尔说的也能“起欲望”，也搞笑。但作为一种艺术方向，总这样搞笑下去，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如果当初我们的唐诗、宋词、元曲也这样一路搞笑过来，现在我们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不是说艺术不能搞笑，但艺术的方向和本质不是搞笑，尤其它的代表人物不能以搞笑为旗、为业。我们所有的作家、音乐家、画家、演员、导演等艺术家，都应该有一双仁慈的手，为社会、为观众慈航普度，而不是玩弄和亵渎他们。艺术家啊，听听黑格尔老人的劝告吧，看看你的手，是仁慈的？无力的？抑或是罪恶的？
一个有修养的艺术家惜名如金，珍惜自己的艺术生命，绝不推出水准线以下的作品。米开朗琪罗从不让人看他还没有成功的作品，一次朋友来访，只看了一眼旁边正创作中的雕塑，他就假装失手，油灯落地，周围一片黑暗。吴冠中怕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流传于世，竟自己点火烧了一大批画。孙红雷刚在《潜伏》中有了一点好名声，竟去接这样的烂片。童子无知，导演欺人。看来一个演员要修到不让导演误导，不被人倒着演，还真不容易。社会捧红了一个大导演，他却不知自爱，对自己不负责，对演员不负责，对观众不负责，怎能叫人不伤心。或者他原来就没有读几本书，现在又忙于搞笑，不读书，认识水平实在上不去，但文艺研究部门、宣传管理部门哪里去了？谁来导一导这个导演？不是刚换了教育部长吗？快到电影学院去看一看，除了“形体表演”，有没有开“美学”课、“政治”课？文化部除了讲产业发展，下面不是还有一个艺术研究院吗？电影艺术在不在研究之列？我奇怪，每年贺岁片一出，总是异口同声地说“票房、票房”“当日票房”，却没有人出来讲一点艺术的规矩。也许是因为出不起广告钱，媒体不给他们话语权于是只剩下写博客了。尽管电视上不断地老王卖瓜，网上一位八〇后作家还是说他只能给《三枪拍案惊奇》打一分。这一点认识倒是“老少咸一”，看来艺术还不会绝种。
题为根干，戏为枝叶
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都是全国上下同时盯着一个荧屏。一台晚会要适应十三亿人的胃口，确实很难，大约编导也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就把它定位在玩、乐、逗这些浅层次上，以为这样就可以人人接受，人人发笑。不想这正是大弊所在，就像怕孩子看不懂大人的节目，就干脆连大人带孩子一起都轰进儿童剧院里。
晚会的主持和演员是几个几年、甚至十几年不变的旧面孔，语言也老是那几句拜年的话。应该说这些明星在前几年的春节晚会上也曾留下过永不磨灭的光彩。但观众为什么总是不满意呢？主办者经常怪观众期望值太高，而没有想想自己的戏太浅。这浅就浅在有“戏”无“题”，就像应景作文一样，没有找到一个好题目。晚会的编导只着眼在“玩”“闹”“笑”，却没有去研究这笑的源头在哪里，该有什么样的笑。这就决定了这台戏不可能深了。本来明星们都是一上台就自带三分戏的老手。但是一个戏必得有所附着，必得围绕一个主题。这个题就是今年群众心中的焦点、热点。节目要能打动人心，要有分量，必须来自生活。题之不存，戏将焉附？而且作为时令性的、节日性的晚会，每年的焦点肯定不同，要耐心捕捉。这一点，主管部门、导演、编剧都没有意识到，没有作为指导思想。而凡成功的节目都是暗合了这个规律了。当年黄宏、宋丹丹演《超生游击队》，有一个计划生育的主题；黄宏与侯跃文的《打扑克》，讽刺了公司满天飞。都是成功之作。戏借题势，题助戏威，要想出效果就得先有一个好主题，再加上好演员，才能满台生辉。演戏、演戏，观众明明知道戏是假的，但他还是要看，他是想通过假戏看真实的生活，看他关心的那个“题”。题为根干，戏为枝叶。无根之戏，浅如浮萍，再好的演员也演不出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