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读一篇好文章好比是选一件做工精致的红木家具，你随便摸着哪个地方，轻轻敲一下，很满意，不由得再四处抚摸一下，就更证实了这种感觉。又像一块衣料，用手指捻一下，好；用手背贴一贴，手掌握一握，仍然好。文章的好，是说作者已经达到了一个基本水准，他的语言，他的思想，他的综合技巧。就好像盖房，一起手用的就是钢材、有机玻璃、铝合金这些高档建材，而不是土坯茅草。所以它就耐看，处处都好看，从头至尾都经看。作者的基本功不到家，玩一点花架子，也许能收一时之效，譬若用茅草搭了一个野味的小棚，或者在泥房子上镶了一个铝合金窗户。但这终究够不上高档，要想以这种作品传世就更是可笑。我们常说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不可卒读，就是因为它够不上这个标准。我也常用这个抽查的办法对付其他的艺术，比如看电视剧，盯住屏幕看五分钟，不能吸引人就换台。因为一个演员，有五分钟的时间足可以展示他的才华，如果展示不出来，说明他本来就没有。
学问不问用不用，只说知不知
近日去看望96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谈话间我提到：“您关于古代东方语言的研究对现在有什么用？”先生说：“学问不能拿有用无用来衡量，只看它是否精深。当年牛顿研究万有引力有什么用？”
一语如重锤，敲醒了我懵懂的头脑。
是的，对学者来说，做学问单单是为了有用吗？显然不是。不但牛顿研究万有引力时不这样问，就是哥白尼研究天体运动、达尔文研究生物进化、爱因斯坦研究相对论都不这样问。如果只依有用无用来衡量，许多人早就不做学问了。哥白尼直到临死前，他的《天体运行》才出版，这时他已双目失明，只用手摸了一下这本耗尽他一生精力的书便辞世了。开普勒发现了众星运动规律后说：“认识这一真理已实现了我最美好的期望，也可能当代就有人读懂它，也可能后世才有人能读懂，这我就管不着了。”类似的话许多学者、科学家都说过。
他们不管，谁来管呢？自然有下一道程序，由实践层面的人：技术人员、设计师、企业家、管理者、政治家等去管。社会这样就接续发展，科学技术、学术就这样不断进步。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后，又经过了四十年，这期间通过许多技术人员包括组织管理者的努力，第一颗原子弹才爆炸。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稍有区别，但也有一些看似无用的东西要人去静心研究。马克思本来身在工人运动第一线，当他深感工人运动缺少理论支持时，就退出一线去研究《资本论》等理论（当然，他还是同时关心着实践）。当时他已穷得揭不开锅，说：“从来没有像我这样一个最缺少货币的人来研究货币”。如果为了有用，他最应该去经商，先赚一把货币。他的经济、哲学、社科理论让后来实践层面的革命家、管理者演绎出一个轰轰烈烈的新时代。
原来知识是分上游、下游的。上游是那些最基本的原理，解决规律层面的问题；下游是执行和操作的方法，解决实践层面的问题。上游是科学，下游是技术；上游是学术，是思想；下游是方案，是行动。由于科学、学术的超前性，许多科学家、学者经常看不到自己学问的实用结果。但他们并不悲伤，并不计较，他们不管用与不用，而只管知与不知，只要不知道的事就去研究。就像煤矿的掘进队，只管掘进，而把煤留给后面的采煤人。梁启超说，做学问不为什么，就为我的兴趣，为学问而学问。他们虽说不问为什么，但他们坚信知识对人类有用。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事实上，每一项新知识都对人类产生了重要作用，有的简直是惊天动地。伦琴、居里夫人、卢瑟夫等一批研究放射性、原子能的早期科学家，并没有想到后来的原子弹及和平利用原子能。就是季羡林先生也没有想到他研究的梵文、吐火罗文，在四十年后让他破译了一部天书，补回了一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