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与启示”的因素也促使我们深入思考诙谐与喜剧之间的关系问题。康德（Kant）对喜剧做过一般的探讨，他认为喜剧具有某种仅能蒙骗我们于一时的明显特点。海曼斯（Heymans，1896）则阐明了喜剧的效果如何产生于继迷惑之后而来的启示。他引证海涅（Heine）说的一个高明的诙谐来说明他的意思。海涅说他的一个角色可怜的彩票掮客，赫希·海厄辛斯吹嘘伟大的罗特希尔德男爵视他为同等人——相当地“famillionairely”骤然一看，这个表达该诙谐的词汇犯了构成法的错误，不可理解、不能接受而且莫名其妙。正因为如此，它使人迷惑。拨开困惑的迷雾，理解这一语词的含义，喜剧效果便产生了。李普斯（1898，第95页）进一步补充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继启示的第一阶段——即令人困惑的语词意味着这个或那个——之后是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意识到这一无意义的语词先令我们困惑，随后才将其真实的意义展现给我们。正是只有这第二次启示，这种发现，才使一个按普通语言学的用法，毫无意义的语词构成了整个事件的关键——影响到问题的彻底解决。只有这第二次启示，才导致了喜剧效果的产生。
对我们来说，无论这两种观念中的哪一个使问题变得更清楚，这场有关困惑与启示的讨论都能使我们更接近于一个特殊的发现。因为如果海涅的“famillionairely”的喜剧效果取决于外表毫无意义的语词问题的解决的话，那么，“诙谐”肯定无疑地归因于该语词的形成及由此而形成的该语词的特征。
诙谐还有另一个特征，这一特征与我们已经考虑过的上述特性毫无联系，但在权威们看来却是不可或缺的。让·保罗说（1804，第2部分，第42段）：“简洁乃妙语的形体与灵魂，它就是它的自我。”这句话不过是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中那个饶舌老人所言之语的更改而已：
既然简洁乃妙语之魂，
既然长篇大论会为他肢解
继而剩下外表华丽的词藻
那么，我还是言简为好。
在这一点上，李普斯（1898，第90页）所做的有关诙谐的简洁性的说明是非常重要的：“诙谐说它不得不说之事，并不总是用很少的词，而是用太少的词——亦即，所用的词未达到严密逻辑或普通思想和言语方式的最低要求。诙谐实际上是通过不说而说了它不得不说之事。”
从诙谐与漫画的联系中，我们已经看到，它们“一定要使暗含或隐藏之物显露出来”（费舍，1889，第51页）。我之所以再次强调这一决定性因素，是因为它与诙谐本质的关系比与诙谐是喜剧的一部分的关系更为密切。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