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导致儿童开始这些游戏的动机是什么，我相信，在他们以后的成长过程中，他们仍会沉迷于这些游戏，同时也深知其中的荒诞，此外，他们还能从这种理智所禁止的刺激中找到乐趣。现在，他们通过游戏便能够从批评性理智（criticalreason）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不过，在训练儿童进行逻辑思维和区分现实中真实与虚假的东西的过程中，必然形成的种种限制力量仍很强大；所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逻辑和现实的强迫行为的反抗就是深入而持久的。甚至连想象活动这样的现象也属于这个（反抗的）范畴。在童年后期和一直延续到青春期的学习期这一相当长的时间里，批评的力量正变得如此强大，以致“被解放了的胡说”（liberatednonsense）之中的快乐很少敢于直接表现自己。人们不敢说任何荒诞的话。但我认为，男孩子们喜欢做一些荒唐可笑抑或愚蠢之事这种典型的倾向似乎就是胡说快乐的直接后果。在许多病理学案例中，我们仍可以看到这种趋向非常强烈，以至于它又能控制男生的谈话和回答。而在一些患神经症的高中男生的案例中，我确信，在导致他们的无能方面，他们因说废话而获得快乐的潜意识工作方式与他们的确实无知所引起的作用是相同的。
大学生们也没有停止过反对逻辑和现实中的这些强迫行为，但是，这些行为的支配越来越难以忍受，而且不受限制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学生们的“恶作剧”很大一部分是这种反应的表现。因为人是一种“永不疲倦的寻乐者”——我已经记不起来我是在哪里见过这个欢快的词句——而且要他放弃他所享受过的快乐是极其困难的。比如，和Bierschwefel时的快乐的胡说一样，学生们千方百计地挽救被学校教育越来越多地剥夺了的思想自由所产生的乐趣。的确，甚至很久以后，当这些老校友们在学术会上重逢而感到自己又回到学生时代时，尤其在散会以后，他们还会再次阅读“Kneipzeitung”，这种“Kneipzeitung”会使他们把话题由新的发现转向胡说，从而对于新加在他们身上的智力抑制提供了一种补偿。
Bierschwefel和Kneipzeitung证明了这样一个压抑着胡说中的快乐的批评已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不借助于毒物的帮助，即使想暂时把这种批评抛开也是不可能的。情绪上的变化是酒精在人类身上所取得的最有价值的东西，这正是这种“毒物”并非所有的人都不可缺少的原因。这种快乐的情绪，不管是内生的，还是在中毒以后产生的，都能减弱抑制力，即对它们的批评，而且还能够使处于重压下的快乐根源再次变得易于获得。观察诙谐的标准是怎样随情绪高涨而下降是极有启发性的，因为高涨的情绪经常取代诙谐，正如诙谐必须尽力取代高涨的情绪一样，在高涨的情绪里，在其他方面备受抑制的快乐的种种可能性——胡说的快乐——就会出现：“MitwenigWitzundvielBehagen.”在酒精的影响下，成年人又变成了孩子，他在置逻辑的强迫作用于不顾而任其思维自由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快乐。
我希望，我现在也已经阐明了诙谐的荒谬技巧是快乐的一种根源这一问题。毋庸赘言，这种快乐来自心理消耗的节省，抑或来自批评的强迫作用的减轻。
倘若我们重新回顾一下三组不同的诙谐技巧，我们就会发现，当恢复昔日的自由的卸掉智力培养这副重担时，我们就可以把第一组和第三组诙谐技巧——用语词联想替代事物联想及荒诞的使用——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可以与构成第二组技巧的节省进行对照的心理解脱（psychicalreliefs）。减轻业已存在的心理消耗和节省将要付出的心理消耗是获得所有诙谐技巧，同时获得这些技巧中的全部乐趣的两个原则。这两种技巧以及获得快乐的两种方式——无论怎样大体上——都与言语诙谐和概念诙谐之间的差异相一致。
（二）
前面的讨论已使我们不知不觉地深入了解了我们将要更仔细考查的诙谐的发展或心理起因。我们已经了解了诙谐的预备阶段，一旦它们发展成为倾向性诙谐，就很有可能揭示出诙谐的不同特点之间的新关系。在诙谐产生之前，就存在着我们可以称之为“游戏”（play）或“俏皮话”（jest）的这种东西。
“游戏”——就让我们保留这个称谓吧——出现在孩子们学习使用词汇和运用思维的时候。这种游戏也许服从的是强迫儿童实践其能力的本能之一。［格罗斯语（1899）］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儿童可以体验到那些由相似物的重复、熟悉事物的再发现，语音的类似性等手段所产生的快乐效果。这些效果可以理解为出乎意料的心理消耗的节省。因此毫不奇怪，这些令人愉快的效果促使儿童进行游戏，并使他们继续这种游戏而置词语意思和句子的连贯性于不顾。这样，由节省中某些令人愉快的效果所诱发的文字游戏和思想游戏就成了诙谐的第一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