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加利西亚的犹太人正乘火车旅行，他已经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解开了大衣的扣子，并且把双脚都放在了座位上，这时一位衣着时髦的绅士走进了包厢，这个犹太人马上规规矩矩地坐好，并尽力摆出一副得体的姿态。这位陌生人把自己手里拿的笔记本翻了几页，嘴里念念有词地推算着，沉思片刻，突然对犹太人说：“请问，我们离犹太赎罪日（YomKippur）还有多久？”“哦嗬！”犹太人说，还没答话就把两只脚重新放到座位上去了。
不能否认，这种通过微小事物进行的表征与我们在研究言语诙谐技巧时所发现的最后一种共同因素“节省倾向”有关。
下面的例子与此相似：
“一位大夫被请来给临盆的男爵夫人接生，他说时候还没有到，并建议男爵一起到隔壁去玩一会儿扑克。片刻之后，他们两个人听见男爵夫人惨叫一声：‘啊，上帝啊，疼死我啦！’男爵马上跳了起来，但大夫却示意他坐下来：‘没啥。咱们继续玩吧！’又过了一会儿，那位正在分娩的女人又叫了一声：‘上帝啊，上帝啊，疼死我了啊！’‘你不想进去吗，教授？’男爵问。‘不，一点儿也不想，时候还没到呢。’大夫回答说。最后，隔壁屋里传来了清晰可辨的哭声：‘呵咦，呵咦，啊咦！’大夫马上扔下手里的牌，大声说道：‘现在时候到了。’”
这个用正分娩的贵夫人连续变化的惨叫编成的有趣笑话，同时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是，疼痛怎样使男爵夫人原始的天性冲破她所受过的层层教育。其二是，怎样依靠一个显然是微不足道的现象恰当地做出一个重要决定的。
（十二）
还有另一种为诙谐所使用的间接表征，这就是“类比”（analogy）。我们这么长时间一直未讨论过这种技巧，因为一研究它就会遇到新的困难，或者说这样做将会暴露出我们在别的情况下已遇到过的一些特别明显的困难。我们已经承认，在一些已经研究过的例子中，我们还不能清楚这个疑虑，即它们是否真正算得上是诙谐［如，第50页和第61页］；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这种不肯定性严重地动摇了我们研究的基础。但与其他材料相比，我只在类比诙谐中更强烈或更经常地意识到了这种不肯定性。有一种感觉——在相同情况下，其他许多人或许也有同感——这种感觉常常告诉我，这是一个诙谐，甚至在这种隐藏着的诙谐的基本性质被发现之前，我也能断言它是诙谐。然而，就诙谐类比来说，这种感觉却经常使我陷入困境。如果一开始我就毫不犹豫地宣称类比就是诙谐，片刻之后我就会发现，它给我的乐趣与我经常从诙谐中获得的乐趣有着本质的差别。此外，许多诙谐很少能像一个好的诙谐那样使我们捧腹大笑。这种情况使我不能用平常的方式——即通过把我自己限制在那些最好的和最有效的例子中——来消除疑虑。
很容易举出一些特别优秀、特别有效的类比例子来，但它们根本不能给人留下诙谐的印象。《奥蒂莉厄日记》中的温柔与英国舰队的红线之间的类比就是一个极为出色的类比。这里，我忍不住还要引用同样意义的另一个例子，我对它一直赞美不已，而且关于它的印象也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费迪南德·拉萨尔关于它的印象也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费迪南德·拉萨尔就是用这个类比结束他的一个著名辩辞（科学与工人）的：“就像我刚才给你们说明的那样，一个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科学与工人’这条箴言的人给人的印象，正如一个专心致志进行科学实验的化学家受到责难时一样。一旦这种干扰消失，对棘手的材料眉头一皱，他又能一如既往，平心静气地继续他的工作与研究。”
在利希腾贝格的作品里，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贴切而诙谐的类比（1853年的哥廷根版的第2卷）。我正是从那里选用我们的研究材料的。
“举着真理的火炬从人群中走过而同时又不烧焦别人的胡须，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