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了一针丙基制剂……丙基……丙酸。我怎么能想到这个呢？前一天晚上，也就是在我写病历和做这个梦之前，我妻子打开一瓶酒，上面写着“安娜纳斯”，酒是奥托送来的礼物。他有个习惯，只要有机会，他就送礼。我希望他将来娶一个能治他这个毛病的妻子。这种酒有一股强烈的戊醇气味，所以我从来不饮它。我妻子曾建议把这瓶酒送给仆人，但是我（出于谨慎）没有同意，而且以一种十分慈悲心肠说，没有必要让他们去中毒。戊基（amyl……）也使我联想到丙基（propyl）、甲基（methyl）等一系列药物，这样，梦中丙基制剂就得到了解释。的确，在梦中我实行了替换，我嗅到了戊基，而梦到了丙基。这种替换在有机化学中也是容许的。
三甲胺。在梦中我看到了这种物质的化学结构式，这足以说明我的记忆力是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的。另外，这个结构式是以粗体字印刷的，似乎要显示某种特殊的重要性。那么这三甲胺要把我的注意力引向何方呢？这使我想起了同另一位老朋友的谈话，他对我的作品都很熟悉，就像我对他的作品也十分熟悉一样。他那一次向我透露一些关于**活动中的这种化学物质的情况，此外还提到他相信性的新陈代谢的产物之一就是三甲胺。这样，这种物质就让我想到性欲，这正是我所要医治的那种神经错乱的根源。我的年轻患者伊尔玛是个寡妇。如果我要为我没有治好她的病而寻找借口的话，她的孀居正是一个很好借口。当然，她的朋友是不高兴她寡居这一事实有所改变的。奇怪的是，我想，我在梦中的那个女患者也是一个年轻的寡妇。
我开始考虑为什么三甲胺的化学结构式是如此突出的问题。许多重要问题都集中到这个词上来。三甲胺不仅是暗指性欲的强有力的因素，它还让我想到一个人。每当我感到孤立的时候，我总是十分满意地想到他同我的观点一致。这样一个在我一生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人，不论在什么样的思路中都必然会再次出现的。的确，他对鼻腔和鼻窦性病症具有专门知识，并叫人们注意鼻甲骨与女性性器官之间某种显著关系（见伊尔玛喉部三个曲状结构）。我曾请他给伊尔玛检查过，看她的胃痛是否与鼻腔有关。但是他本人当时正患着化脓性鼻炎，这使我很担心；无疑，梦中脓血症对此形成暗指，它因与梦中转移有关而潜入我的内心。
这种药不应轻易注射。这句话是直接针对我的朋友奥托的，责备他做事不假思索。这使我联想到我记起的一件同类的事。一天下午，当他的言词和表情都显出是反对我，其中似乎有这样的概念：“他的思想是多么轻易地就受到影响！”、“他多么轻易地就下结论！”除此以外，这句话还让我想到我那位因太轻易地注射可卡因的已故朋友。正如我已说过的，我从没有认真考虑过这种药用于注射的问题。我也注意到在我指责奥托轻率处理这种药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不幸的玛蒂尔塔的故事。这里我显然是在收集例子以说明我的谨慎，但同时也说明了相反的一面。
注射器可能不太干净。这又是针对奥托而言的，但是却另有其来源。我有个82岁的老妇人患者，她每天来打两针吗啡，在做梦的前一天她的儿子碰见我。他告诉我说她现在在乡下，患了静脉炎。我想这一定是注射器不干净所致。同时我也庆幸两年来还从未引起过这类感染。总之，我还是谨慎的。静脉炎又一次让我想到我的妻子，她在一次怀孕时患过血栓。这样就有包括我妻子、伊尔玛和死去的玛蒂尔塔三个类似情形进入我的脑海。这三种情形的一致性使我能在梦中把这三个人互相置换。
现在我已解释完这个梦。在解释过程中，我在控制由梦的内容与背后隐含的意义的比较而产生的所有意义方面是有一定困难的。同时，梦的“意义”也是被我所认识的。我渐渐地意识到一种意图，这种意图是通过梦来实现的，而且我梦到什么也是由我的动机决定的。梦满足了我某些由于前一天晚上一些事情所引起的某些愿望（奥托带来的消息和我写病历）。梦的结论，即伊尔玛依然有疼痛感并不在我而在于奥托。奥托说伊尔玛的病未治愈的话惹恼了我，而梦就给我以报复他的机会。这个梦还通过其他一些理由让我摆脱难辞其咎的困境，而且有很多理由。这个梦还呈现出一些我所希望出现的事情，因此梦的内容乃是一种愿望的满足，而它的动机就是愿望。
这样，从总的来说，梦已清楚，但许多细节是由我的梦是愿望的满足这一观点才使我认识得更清楚的。我报复奥托，因为他站在我的对立面，我不仅抓住他在医疗上的不慎重（注射的问题），还抓住他送给我带戊醇味的劣质酒一事，而在梦中我把两者合在一起找到一种表达的方式：即注射丙基制剂。但我仍不满足，而要继续寻找报复。于是，我把他同他的一个更有竞争力的对手相比。我似乎在说：“我认为他比你强。”当然，奥托并不是我发泄愤怒的唯一对象，我对不听从我的治疗的病人也没有放过，并且用一个比她更聪明更听话的人置换了她。M博士也没有逃脱报复，由于他的看法与我相左，于是我就明显暗示说他对病的常识无知（就会得痢疾）。的确，我也想用一个更有学问的其他人来代替他（即告诉我三甲胺的那位好友），正像我用伊尔玛的朋友代替伊尔玛，我用利奥波尔特代替了奥托。“把这些人统统赶走！让我另选三个人，以摆脱我本不该受到的谴责。”这样，梦就使我很巧妙地证明了对我的责备是毫无根据的。对于伊尔玛的病痛该受责备的不是我而是伊尔玛本人，是她不接受我的治疗方法。对于她的痛感也不关我的事，因为那是器质性的，无法应用精神疗法。伊尔玛的病痛该归咎于她的寡居（参看三甲胺一段），而这种状况也无法改变。伊尔玛的痛苦是奥托造成的，他打针不注意而且用的药也不适合（他那种药我是从不用的）。奥托的针头不洁净，就像我那位老妇人患者得了静脉炎情况一样（而我在注射时从没给患者带来如此的危害）。我也注意到了，的确，对于伊尔玛病痛的这些解释（这与开脱我的责任是一致的）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而且是互相排斥的。整个的辩护（此梦没有他意）使人想起一个人的辩护，一个邻居告他借了一把好水壶，却还回一把坏水壶。这位辩护者先是说，他还的水壶并没有坏，然后又说他借水壶时，壶上就有个洞，接着又说，他从来没向这个邻居借过水壶，如此等等。如果任何单一的理由被认为有效，那么这个人就没有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