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科学界很早以前就关心“解释”梦的问题，在他们的探讨中采取了两种从本质上不同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把梦看作一个整体，并试图用另一内容去替换它，这一内容应是可理解的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要同梦有相类似的性质。这就是“象征”释梦，但这种观点在遇到那些既难理解又十分混乱的梦时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在《圣经》中，约瑟夫给埃及法老解释他的梦就是一例。有7头犍牛后面跟着7头弱牛，而弱牛把犍牛给吃掉了。这就是在7个丰收年之后要有7年灾荒并将耗光前7年的盈余这一预兆的替代物。大多数有想象力的作家所编造出来的梦都是这类象征性解释：它们再现在伪装之下的作者的思想，而这种伪装又与梦的性质特点相一致。梦的意义主要同未来有关，并能预言未来（这是一种古老的预言梦的残余），但谈象征性的梦并涉及未来时，也就提供了置换梦的意义的原因。当然，关于如何得到这种象征性解释的方法方面是不可能有任何说明的。要达到成功，那需要聪明的头脑、敏感的直觉，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要通过象征去释梦并把它上升到一种艺术的境界则非异禀者莫属。
而第二种通常被采用的释梦方法就不需要如此的禀赋。它就是“解码”法，因为它把梦看作一种密码，在这种密码系统里，每一个符号都可以根据固定的方法转换成另一种我们有已知意义的符号。例如，我梦到一封信，还有一个葬礼。如果我查一查“测梦的书”，我发现“信”必须译成“麻烦”，而“葬礼”则是“订婚”，然后我要把关键词连结起来进行解码，以此结果预示未来。在达尔狄斯有个阿尔特米多鲁斯的人，他曾写过一本释梦的书，对译码过程做了很有意义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原来译码的机械性。这种方法不仅把梦的内容考虑进去，而且也把梦者的性格和环境考虑了进去。这样，同样的梦成分对一个富人、已婚者或演说家和对一个穷人、单身汉、或商人会有不同的含义。解码过程的实质并不是把梦作为整体来解，而是单独地解释梦的组成部分。就像对待地质上的混合物一样，组成它的每一块石头都需单独检验。很显然，这种解码法释梦是由于梦的不连续和混乱而造成的一种结果。
毫无疑问，这两种流行的释梦方法都不能当作对梦的科学处理。因为象征法在应用中有局限性，不能定下总的规则，而解码法则一切全靠《解梦书》这一关键事物是否可靠，而对于这一点，我们又没有任何把握。这样一来，人们就不得不考虑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看法，即把释梦看作是纯粹的异想天开，因而根本不去考虑它！
但是我更清楚，我再一次被迫认识到，在我们十分常见的一些情况里，一种古老的、人们坚持不肯放弃的观点似乎比当今普遍流行的科学判断更接近真理。我必须坚持这样的看法：梦的确有一定的意义，而且用科学的办法去解释它是可能的。
关于这种方法的认识我是通过下述方式得到的。我多年来抱着寻求治疗的目的，致力于阐明某些精神病理结构（如癔症性恐怖、强迫性观念等）。我之所以这样做，实际上是因为我听了约瑟夫·布洛伊尔的一次重要谈话，他把这些结构看作是病理症状，一旦这种结构被解开，这些症状也就会获得治愈（参看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1895）。如果把这种病理观念追溯到产生疾病的病人之精神生活的成分中，它就会消解，而病人就可以摆脱疾病的困扰。考虑到其他治疗方法的无能为力以及这些障碍令人困惑的性质，我很想按布洛伊尔所指的路走，尽管我知道要做一个完全的解释，我们的困难是很多的。关于采用这种方法的形式以及我努力的结果，我将在以后详述。正是在这种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我遇到了释梦问题。我要求病人把每一个与某事件有联系的观念或思想都告诉我；此外，要告诉我他们所做的梦，这就使我了解到，从病理学的思想出发，去追溯记忆的一系列精神活动中，梦一定在里面起作用。这样一来，把梦当作一种症状来看，到把释梦当作解除症状的方法，其间只隔一步之遥。
这种做法需要病人有心理准备。我们要使病人有两种改变：一是增强对精神感受的注意力；二是减少那些对每天滤过自己头脑中各种思想的批判。这样他才能全力以赴地进行自我观察，这时最好心平气和地躺在**并闭上双眼。这时必须做到对一切感受到的想法放弃批判。这样我们告诉他，精神分析能否成功全靠他的注意并向我们报告他头脑中所浮现的一切，而绝不可以压制某些想法，认为它不重要、不相关或似乎对他没有意义的内容。他必须放弃一切偏见地去对待他头脑中的一切念头。正是因为他平时总抱着一种批判态度才使他不能对他的梦、强迫观念或其他什么病症做出满意的解释。
我已在我们精神分析工作中注意到，一个正在反省的人的心灵结构完全不同于一个正在做自我精神过程观察的人的心灵结构。反省比密切注意自身观察要多一种精神活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反省者那紧张的脸色和头上的皱纹和做自我观察者平和的表情的区别中看出来。这两者的注意力都是集中的，但反省仍要有批判功能，这种功能会使他排斥一些感知后并进入意识的观念，切断另外一些不跟随向他敞开的思想流的观念，而且对于另外一些根本不能意识到的观念则采用另一种方法，即在感受之前就把它们抑制下去。而自我观察者则不然，他只需去抑制他的批判功能而已。如果他做到了这一点，那些用批判的方法将无法捕捉到的无数观念就会进入他的意识之中。自我观察者利用以这种方法获得的新材料就可以解释他病理观念和梦的结构了。很明显，现在的问题是某种精神状态的建立，这种精神状态在分配精神能量（即不断转移的注意力）时带有一些睡眠前状态的相似性（毫无疑问，也同催眠状态有相似性）。当我们入睡时，由于我们某些思考活动（当然带有批判性）松弛下来，一些“不随意观念”就出现了，在清醒时，我们是用这种思考活动去影响我们的思想进程的。（我们通常把这种松弛归因于“疲倦”）随着这种不随意观念出现，它们变成可视和可听的意象。（参看上文所引施莱尔马赫的论述以及其他人的说法，第49页以下及第71页以下）在用于分析梦和病理观念的状态中，病人要有目的地刻意摈弃这种活动，并利用这种节省下来的能量（或其部分能量）去注意追随这时产生的不随意思想，而且这些思想（目前这种形势不同于睡眠状态）仍保留观念的性质。这样，“不随意”观念就变成了“随意”观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