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作为痛苦原则的结果，除了愿望之外，第一个φ系统完全不能将任何不愉快的事物引入其思想之中。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引起这种状态的改变，那么第二个系统的思维活动势必受阻，因为它需要随时利用由经验建立的所有记忆。这里有两种可能性。其一，第二个系统完全不受痛苦原则的支配，并因而不顾及记忆的痛苦；其二，它也可以发现一种对痛苦记忆施以贯注的方法，从而能够避免痛苦的释放。我们可以排除第一种可能，因为和第一系统一样，痛苦原则显然调节着第二系统的兴奋过程。于是只剩下一种可能，即第二系统以抑制其释放的方式对记忆施以贯注，并因而也抑制了痛苦发展的方向（与运动的神经兴奋相类似）。所以，我们从痛苦原则和（上一段提到的）能量消耗最小原则这两个方向得出同一个假设，即第二系统的能量贯注意味着对兴奋释放的抑制。对此，我们需牢记在心，因为它是全部压抑理论的关键：对任一观念而言，只有当第二系统能够抑制其痛苦的发展时，才能对这一观念施以能量贯注。任何能够逃脱这一抑制作用的观念，都不可能进入第二系统，因为根据痛苦原则，它一产生便立即被排除。但对痛苦的抑制未必是完全彻底的，因为只有当痛苦产生之后，第二系统才能知道有关记忆的性质及其对当下思想过程目的的不适宜性。
仅为第一个系统所认可的精神过程，我称之为“原发过程”（primaryprocess），而由第二个系统的抑制作用所产生的精神过程，则称为“继发过程”（secondaryprocess）。
第二系统要对原发过程加以修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原发过程努力产生兴奋的释放，以便能借助于积累起来的兴奋总量建立“知觉同一性”。但继发过程却试图放弃这一意图而代之以另一个意图，即建立“思想同一性”。思想不过是从满足的记忆到这一记忆的同一性贯注回路而已，它必须考虑到不同观念之间的联络通路，而不要被这些观念的强度引入歧途。但是很明显，观念的凝缩以及中介结构、妥协结构等，也必然阻碍着同一性的获得，因此，这些作用在不同观念之间造成相互替代。所以，继发性的思想必须慎重地回避这一类过程。我们也不难看出，痛苦原则虽然在其他方面为思想过程提供了重要的标志，却在建立“思想同一性”的道路上设置了障碍。所以，思想必须逐步地把自身从痛苦原则的排他性控制中解脱出来，并将思想过程中的情感发展控制在最低限度。这种高度精巧的活动结果，只有进一步借助于由意识提供的过度能量贯注才能实现［参见下文第615页以下］。然而，我们知道，即使在正常精神生活中，这一目标也很难完全达到，我们的思想总要受到痛苦原则的干扰而产生错误。
然而，这并不是精神机构中使思想屈从于原发性精神过程的功能缺陷，其中思想表现为继发性思维活动的产物，因为这就是我们目前用以描述导致梦和癔症症状的精神过程的基本方式。功能缺陷产生于我们发展历史中的两个因素的汇聚。其中一个因素完全依赖于精神机构，并对两个系统之间的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而另一个因素则不甚稳定，它将器质性根源的本能力量引入心理生活中。这两个因素均起源于童年期，是从婴儿期以来所经历的躯体性和心理性变化的积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