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哲学家认识到，理性的和高度复杂的思想结构在没有意识参与的情况下也能发生，这使他们关于意识的功能陷入困境，意识似乎只是已经完成了的精神过程的一种多余的反映而已。而我们却通过意识系统和知觉系统之间的类比摆脱了这一困境。我们知道，感官知觉的结果，是将注意贯注于传人感觉兴奋引导感官扩散的道路上：即知觉系统的兴奋的质充当了精神机构内兴奋以量的形式释放的调节因素。我们可以认为，意识系统的感官具有同样的功能。通过对新质的感知，意识感官可以重新引导能量贯注的运动量，并以一种便宜的方式加以分配。又通过快乐和痛苦的感知，它影响到机构内部的精力贯注过程，否则，潜意识结构将会利用量的移置而产生作用。虽然痛苦原则可能先对贯注的移置作用产生自动的调节作用，但对这些性质的意识可能进一步引入更精细的调节，甚至与前一种调节相对立。由神经症心理学可知，这些调节过程对精神机构的功能活动产生巨大影响。痛苦原则的自动调节作用及其有效性的限度，均由感觉调节作用打断，而感觉调节本身也是自动作用的。我们发现，压抑对记忆的影响远远超出对知觉的影响，因为前者不可能从精神感官的兴奋中获得额外的贯注。一方面，遭受排斥的思想确实不能成为意识，因为它要被压抑，但另一方面，这种思想有时也因其他原因而遭到压抑，从而退出意识的知觉。这里，我们获得了一些可以应用于治疗的线索，以有效地解除压抑。
由意识感官对运动在量上调节影响而建立起来的过度精力贯注，若要评价其价值，以下事实是最明确的说明，即这种过度贯注创造了一个新质的系统，并因而创造了一个新的调节过程，从而构成人高于一切动物的优越性。思想过程本身无所谓质，它只伴有快乐和痛苦的兴奋，而且由于有可能干扰思想过程，这些兴奋必然受到限制。思想过程为了获得质的规定性，于是在人类而言，便与言语记忆发生联结。言语记忆痕迹在性质上足以引起意识的注意，并赋予思想过程以一种新的精神贯注［参见第574页及第611页注］。
意识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只有通过对癔症思想过程的分析才能把握。癔症思想过程表明，从前意识到意识的贯注过渡，也要经历类似于潜意识与前意识之间的稽查作用。这种稽查作用也只有在达到一定量的限制时才发生作用，所以低强度的思想结构不受其影响。关于一个思想如何能够被阻于意识之外或在某些条件下进入意识，我们可以在精神神经症中找到大量实例。下面，我就用两个例子来结束这些心理学考察。
去年，我被邀去为一个聪明而神情自若的女孩进行会诊。她穿着很奇特。一般而言，女人对穿着都特别考究，但她的长筒袜却有一只未提上，外衣也有两只扣子没有扣上。她说她腿疼，并主动露出小腿给我们看。但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主要是在体内有一种感觉，好像是什么东西“刺了进去”，并在体内“前后**”不停地“摇动着”，有时又使她觉得全身“僵硬”。一位同去会诊的同事看着我，觉得不难理解她的主诉。但我们深感格外惊奇的是，她母亲竟对此中含义一无所知，虽然她自己也必然经常听到她女儿所描述的这种情境。患者对自己的话也不理解，否则，她就不会说出这些话了。在这一病例中，稽查作用很可能受到了蒙骗，遂使一个正常情况下应保留在前意识中的幻想以主诉的天真无邪的伪装形式进入意识。
